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扫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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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扫盲运动

作者：武春霞 武洪隽

来源：《共产党员·上半月》 2020年第1期



武春霞 武洪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8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实现了从文盲半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正向教育强国迈进。70年沧桑巨变，当时光回溯到70年前，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新中国又是如何通过扫盲运动，建立起文化自信和建设激情的？

全国扫盲 迫在眉睫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多数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摆在新中国缔造者面前的是：全国5.4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几个识字的人。更为急迫的是，有的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也很低，面对国家建设的新局面，出现了“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的窘境。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文化水平。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显得更为迫切。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格局。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出席大会，朱德、李济深、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李立三在会上讲了话。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随后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扫除文盲的对象和标准。1951年1月，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到1951年底，全国有170余万工人参加了学习。

各地扫盲 如火如荼

适合中国国情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文化学习中。各地各单位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在军队，赛跑不用发令枪，谁先写出规定的字谁起跑。战士行军时，背包上写有文字和注音，方便后面的人边走边读。在冬季农闲季节，举办冬校、夜校、识字班，集中进行扫盲。夏季农忙时，推行小黑板下地、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抓紧时间分散学习。

从城镇到农村，到处都是琅琅的读书声。学员中有十多岁的孩子，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还出现了夫妻、婆媳一起学习的动人景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 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后，于1952年3月底消灭了全军的文盲。此后，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教育部、团中央、北京市文教局联合举办的北京东郊高碑


店农民实验班中，26名学员经过164小时的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并能初步写信。天津纺织工人速成识字班，经23天的脱产学习，平均每人由原来认识521个字提高到 2108个字。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推行“速成识字法”以后，全国城乡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大量增加，学习方式也多种多样。如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运输队的“火车队学习小组”等。

1953年11月24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规定：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字以下者为文盲。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农民一般可定为认识1000个常用字；城市劳动人民一般可定为1500个常用字。

到1953年止，在职工中扫除文盲近100万人，农民中扫除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全国第一批没有文盲的工厂出现了，如长春新华印刷厂、北京人民印刷厂、抚顺露天煤矿北机电厂等。农村也出现了不少“文化村”。

典型经验 示范带动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是在农业合作社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典型。1954年，高家柳沟村办起四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又合并成一处高级农业社。这个村在办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缺少有水平的记工员，社里经常因账目不清产生矛盾。有的社员说：“社好办，账难算，不如趁早散伙去单干。”

在这种情况下，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办起了记工学习班，本着把学习内容和记账结合起来的原则，组织青年学文化。首先解决记账问题。大家先从学写社员名字开始，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儿、农具的写法，“做什么，学什么”。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深翻地”三个字……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人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合作社缺乏文化人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莒南县将高家柳沟村的做法上报山东省团委并共青团中央。1955年秋，毛泽东看了团中央转来的材料后，作出批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批示在全国农村掀起了“人人下地带本书，户户传来读书声”的学习高潮。

与全国扫盲运动并驾齐驱，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一个月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发布。从此以后，汉语拼音、简化字、普通话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财富。从解放初期到1964年，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从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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