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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
城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神之一｡自唐至清,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由政府正统化的城隍被华南人民所接受,与该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特别是对边远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
可见,城隍庙的修建或重建,皆由当地地方官出面倡修｡倡修前官员多会先对城隍神歌功颂德一番,强调其“神功显赫”,“斯庙一坏,神无所依,人失瞻仰,将若之何?”接着地方官便会首捐俸金,以表诚意｡地方士绅则“忻然出其所有,以资不逮”,人们也“踊跃乐输”,并成为修庙的主要劳动力｡连少数民族也乐于此,“即负固獠蛮亦闻风兴起,伐木以助其成”｡城隍庙的修建,可谓全社会动员,足见人们对其之重视程度｡
城隍是古代华南地区重要的民间神之一｡由唐至清,该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神也由最初的一个民间神发展成一个集地方保护神､冥官等角色于一身的重要神明｡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其祭祀日趋制度化,全国上下皆建城隍庙､皆祀城隍神｡城隍神也开始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经由朝廷正统化的城隍被广大人民普遍接受,虽与一些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尤其是像华南地区在古代可谓是边远地区,而作为被朝廷正统化的城隍信仰在当地仍日渐成熟,至清代臻于鼎盛,就充分证明了上述判断｡
注释:
①顾颉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城隍庙作了考察｡据此,容媛作了《东莞城隍庙图解说》一文,两者详见于《民俗》周刊第41､42合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书店影印,1983年,合订本第二册),但二者未对该地区的城隍信仰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邓嗣禹于1934年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城隍考》,论述了城隍庙在明清两代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日益关注城隍信仰的宗教､社会功能及其所反映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如:中村哲夫的《从城隍信仰看旧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性》(《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第三章,日本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姜士彬(David Johnson)的《中国唐宋时代的城隍崇拜》(见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1985年)｡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城隍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唐史研究会报告一》第Ⅳ集,1988年)一文考察了明清两代城隍变迁与商业化和都市化(市镇的发达)的关系｡斯蒂芬·福伊希特旺(Stephan Feucht wang)的《学宫与城隍》(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文则主要讨论了城隍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城隍是“既有法定性,又有民间性”的“官方崇拜”,是“作为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过渡点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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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