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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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构建之路

——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于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孕育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在欧美达到巅峰。它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影响相当深远，不仅在欧美各国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而且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引发了一股仿效的热潮。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四个基本的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距离消失。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由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詹姆逊在北大讲授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北大教授王宁于1991年主持翻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则使后现代主义成为一门前沿科学。之后，由王岳川、尚水于1992年编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更为系统地译介了后现代文化和美学方面的主要文献，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蔓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兴盛迅速扩展到除文学艺术的其他领域（后现代主义特征最为明显的领域是文学与前卫美术,如当时的现代派和寻根小说）。于是，一批在文艺理论界有声望的学者激情宣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来临了！ 且不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单就是否在中国产生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十分可疑，而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却为当时的理论界所忽略，至少也可以说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源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当西方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体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限制，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工作方式完全被纳入了固定的程式之中，引发了个人对人生意义的消极对待。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在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生存发展构成了胁，使得一部分的思想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学术目标发生了重大的偏离，使其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发生了根本动摇。商业活动的全面渗入文化领域，使精神艺术的生产被强行纳入到一种程式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人生最高信仰的终极追求。所有这些因素反映到文化本身，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而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启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因子尚处于起步阶段。仅就商业文化的理念、模式、渗透程度与西方社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程文超所言：“中国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岂止没有进入后先主义社会，中国还有很多不现代的东西。”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而对形而上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分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则意味着：“一是学理上的追求，


即一代人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话语来解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实践的变化；二是如何逃脱权威话语，经典话语的规范，寻找新的理论范式和理论切入点。”与其称之为学理上的追求，权威话语的逃脱，不如称之为在理性困乏的迷茫中伸手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工具的特点最为明显无疑。 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来看，两者似乎具有一致性，但细细考察，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在西方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科学和理性日益强化着知识分子的工具性能，而弱化了其对社会现实自身的批判性功能，这一切不断偏离知识分子预先的理想目标，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产生了严重怀疑，结果是作为“社会灵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销声匿迹。在中国，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处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地位在今天崩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劳动成果得不到承认，有一种失落感和淘汰感。”文化的话语支配权从知识分子的手中旁落到大众中去，只知识分子成了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在文化上领导大众的理想主义萤光化为灰烬。他们的推崇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是为了抚慰受伤的心灵，悼念戴在一代知识人头上的神圣光环的一去不复返，其中不乏牢骚。 就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主导下的文学艺术创作来说，西方出现了一批大家，产生了众多的文学流派。而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创作仅仅停留在移植、借用、模拟、抄袭的层次上，缺少其必要的文化内涵，而这也再次暗示了中国缺乏后现代主义根植的土壤。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还不具备后现代主义文化繁殖的气候，即使有某些相似性，但也不足以生长后现代主义文化。但现实却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大行特行。那么它的背后隐藏了什么?

不管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有没有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化领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中心话语权对中国的又一次主导。当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主题成为中国的向往和追求目标时，它们在中国的蔓延扩张在重新制造一个西方神话的同时，设定了西方理论的中心权威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文化格局的形成，却不期然的在无意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置于所谓的“主流话语”之外，并因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挫败而使其带有自卑的激进性，而在一次次的文化“跃进”、“超越”中自我阉割，使理想文化的构建因缺乏传统而永远夭折。

而就那个时代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激素作用下所催生的中国文化思潮被命名为“后现代主义”本身而言，则继续了清末直到现在中华民族一贯的附会说。清末的种种附会之说是为了满足中华文化自我中心的虚荣感。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说成“中国的启蒙运动”或“中国的文艺复兴”，则初次显示了西方话语中心权威的确立，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命名则再次显示了西方话语构置中心权威的强大力量。把附会的方式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次文化思潮，本身就是幼稚的，不


合理的。那我们是否可以将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思潮称为“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或“话语言说方式的探寻运动”呢？抑或其它。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借尸还魂还显示了文化专制时代所造就的文化心理畸变——对极左路线的否定发展到不信任一切意识形态和价值承诺，思想精神的平庸化，社会责任，终极关怀的消逝。

“后现代主义不是人类的最后归宿，它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价值遁入历史盲点的文化逆转现象。”近年来，西方学者不断宣称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早已销声匿迹，仅在用于历史记载的文本中留下了它的片鳞只影，它无疑在向我们宣誓：一切丧失文化基础的文化构建都将归于沉寂，即使它的出生是那样的轰轰烈烈。那么反过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其实这又回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一话题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其中一些终极信条却已深植于大众心中。依据这些信条，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化的构建要深植于传统的精髓，同时又要以理性的眼光放眼世界，而其中的黄金信仰是不可缺少的？

参考书目:《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王岳川著 《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史论》 许记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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