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继续的“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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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继续的“赶考”

作者：赵义

来源：《法治与社会》 2019年第9期



文/赵义

2013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在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他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此后，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赶考”。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到了“进京赶考”，继而说道：“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也正是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共产党一定要不忘初心：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时代是出卷人，共产党人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9 年6 月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

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中国因素的影响力空前突出，中国如何作为的分量也空前突出。

其实，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特朗普上台、美国“退群”以及和中国开始经贸摩擦，客观上只能说是加快了而不是决定了这个进程。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国作为经济体的超大规模性。正如学者泮伟江所说，过去人们说到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主要是指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大而又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带来的中央统一集权的治理难度。但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巨国效应开始发挥出来，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市场。观察敏锐的人们也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结果。多年以前，有一个记者问李光耀：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那么导致中国经济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李光耀回答时提到了邓小平改变政策，设立特区，还有后来加入世贸等。记者再追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亚洲四小龙”故事的重现？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记者的观点：不，它们的规模如此之大，如此之不同。“亚洲四小龙”可以被放进中国一个省内。它们的规模巨大，经济开放的结果将在20 年、30 年或40 年内，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

面对既有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匮乏，中国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措施，推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中国不断落实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 会议上的承诺，进口数量在不断扩大，巨大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也成为中国领导人宣布对外开放新重大举措的重要平台。

无论是世界经济再平衡还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都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历史进程。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从国内来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建设越来越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仅靠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全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事业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我们是怎么走到制度建设这一步的？回顾下历史，也许会有启迪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农村为什么要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这个例子，不单纯是为了方便，正如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所说：“我们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制度的好坏，关系整个经济的命脉。”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主力军，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化也是要配合国家的重工业化；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今天，农村土地制度又到了一个重大历史新节点上。

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经提出一个“过密化”概念，指的是由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在生存压力之下，农业生产的过密化不断加深，虽然总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单位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却在递减，甚至为了应对人口过密的压力，而失去技术改进的压力。过密化理论既揭示了农业人口过密化之下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力，又揭示了过密化农业人口下，家庭生产是农民真正习惯，也能有效激励的生产方式。如果农村只有分散的家庭生产而没有别的增量加进来，那当然是没有出路的，但这不是说家庭生产就是落后的，恰恰相反，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办法大规模往外转移的情况下，保证农民的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反而是保证粮食产量和消化人口生存压力的现实办法。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新的问题又来了：农民只是承包土地，怎么避免农民的短期行为，比如过度施肥等？这样就要长期稳定承包关系不变，比如长期承包30年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又来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如何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如何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后，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这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制度创新，翻开了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演进史上新的一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每一个重要领域的探索，几乎都经历了类似过程，最终汇聚到制度建设上来。

以不断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不断推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共产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会不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领导好深刻的社会革命，共产党就必须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这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也70 年了。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另一方面是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改革。社会革命对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更高也更深刻的要求。这也是回顾党和国家历史的每一个重大关节得出的结论。共产党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的时候，面临着从一个主要是领导革命的政党到既需要保持革命精神、又要在全国执政的转变。

正如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著作中描述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一场无情的风暴就袭来：物价像脱缰野马般飞涨，范围遍及全国，人心开始浮动。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抱着敌视态度，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联也不放心，生怕出现“第二个铁托”；不少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多少存有疑虑或者观望。外交上如果处置不当，就会陷入孤立，或者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正反两面的经验给我们的最大启迪也许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的那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碰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在老祖宗那里找不到，在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那里也找不到。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每个重大关节上，总是需要以解

放思想作为先声，不管是反思苏联模式还是实现改革开放这一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都是如此。

到了今天，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带来的新的社会革命要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也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权力运行的方式、管理社会的方式等方面，显然都碰到了新的课题。这些课题怎么答，无论是在老祖宗那里还是在经典著作那里，都不会找到现成的答案。考得怎么样，当然得由人民这个“阅卷人”说了算。

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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