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号文件的“天价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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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号文件的“天价彩礼”

作者：赵晨熙

来源：《法治与社会》 2019年第6期



“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 月1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特别提到了“彩礼”话题,这也是“天价彩礼”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

“对待‘天价彩礼’应该坚决说不,全社会共同抵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原本只是作为“沾喜气”的彩礼,如今却成为了很多婚姻的“拦路虎”,一份份“天价彩礼”更是成为无数家庭沉重的负担。

为了彩礼,他3 年没有回家今年春节,刘金山又没有回山西老家和家人一起过年。“已经有3 年没回去了。”刘金山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说:“无非是想多挣点钱。”

刘金山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附近一家烧烤店的洗碗工,春节期间餐馆照常营业,因为店里缺人,因此老板承诺过节期间每天给他4 倍的工资。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某农村的刘金山今年已经50 岁,在老家和他年纪相仿的很多人孙子都不小了,但他的儿子现在却还没有结婚,而他3 年没回家也正是为了尽快促成儿子的婚事。

儿子小刘在北京一家健康体检中心工作,结识了同为山西老乡的女朋友,在异地共同打拼的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恋爱半年后互相见了双方父母,刘金山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女方家要求的彩礼却令这桩亲事暂时“搁浅”了。

小刘女朋友的老家在山西省太原某农村,根据当地村里“平均水平”,女方家开口索要35 万元的彩礼。“其中25 万元是彩礼金,还有10 万元是备着以后给小俩口买车的钱。”还算让刘金山“万幸”的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准备继续在北京发展,女方家就暂时没提买房的要求。

尽管女方家父母对小刘也还算满意,但却一再强调,彩礼一分钱都不能少,要不她们家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刘金山和妻子以前都是老家县城的普通打工者,虽然平时省吃俭用,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但要是拿不出彩礼,儿子就一直不能结婚,为了多挣点钱,已经一把年纪的老刘也不得不跟着儿子来北京打拼。

“彩礼劫”

刘金山的故事可能让人听起来有些唏嘘,但实际上,像他这样遭遇“彩礼劫”的并不在少数。“ 北京:2013 年10 万元+ 、2017 年20 万元+房子、2018 年30万元+房+车;广西:2013年28888元起、2017 年5 万元+房子、2018年15 万元+房子;山西:2013 年58888 元起、2017 年6 万元至20万、2018 年3 万元至30 万+房子……”

最近网上新鲜出炉的一张全国彩礼排行榜引起了热议,有人说现实中本地要的比排行榜上的还高,也有的人说排行榜上的数目有点夸张,暂且不说这份榜单的真实权威性如何,至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各地的彩礼都在不断“加码”。

在这样的现实下,原本能够“助力”婚后生活的彩礼如今却成了很多恋爱男女最终无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陕西小伙闫鹏去年和相恋5年的女友分手了,原因就是与女方家就彩礼的问题谈不拢。

女方家要求闫鹏必须在西安市买一套房子,还要给15 万元的彩礼金。在一家网络公司当程序员的闫鹏虽然收入还不错,但家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存款,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两位老人甚至想把老家的房子卖掉。闫鹏与女方家商量,买房子付完首付还要还贷,一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但女方家坚持房子和彩礼都不能少。“让我觉得她们就像在卖闺女一样。”无奈之下的闫鹏最终选择了分手。

面对女方家的“彩礼劫”,甘肃小伙郭山超最终的结局虽然要比闫鹏稍好一些,但为了“渡劫”他和女朋友也走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女方家提出的20 多万元外加一辆汽车的彩礼要求,对来自农村的郭山超家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他其实也清楚,同样来自农村的女友家里是想让女儿找个“城里人”,彩礼正是“吓退”他的有力武器。但相恋3 年的女友明确表态非小郭不嫁,但又无法劝说家里人减少彩礼,被现实逼迫的两个年轻人最终决定未婚先孕,来个“先斩后奏”,虽然女方家极度不满,但最终也妥协“汽车可以以后再买”,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贫穷和性别失衡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彩礼风俗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方的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负担,从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成本开始上涨,彩礼数额爆发性增长是从2000 年之后,尤其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彩礼风气就越为盛行,不仅索要高额彩礼金,还会附加城市商品房、车等,价值甚至可以达到一个农村劳动力16 年的总收入之多。

为什么越是在相对贫穷的农村,彩礼越是高得离谱?

在竹立家看来,彩礼是从中国古代就沿袭下来的婚嫁传统,虽然对于这种习俗是否应抵制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彩礼在我国9成以上的婚姻中都是“标配”。近年来不断水涨船高的彩礼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也造成了彩礼攀比之风盛行。在人口集中,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就把闺女能收回多少彩礼看作是一种可攀比的“荣誉”。“这背后最直接的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与城市相比,很多农村家庭将彩礼视为改善生活的一种途径。”竹立家说。

此外,不得不提的现状就是当前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 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 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 万人,女性人口68187 万人,这意味着,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164 万人。

“受到‘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地区男性数量更要远超于女性,出生在农村的女孩子大多念书少,很早就会外出打工,不论是父母的观念还是她们本人很多都想嫁到城市中,这也导致了农村未婚男性越来越多。”竹立家认为这是农村彩礼偏高的另一重要原因。

根治需靠经济发展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要治理农村天价彩礼问题,竹立家强调这释放了国家要求推进文明婚姻,整治“爱情买卖”这种社会不良风气的信号。


事实上,天价彩礼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前也有一些地方出台文件对此进行了规制。比如,2016 年2 月,山东巨野县文明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移风易俗工作的指导意见》,倡导婚嫁礼金不能超过6 万元;2017 年1 月,河南省汤阴县发布的《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的意见》则更为具体,要求婚事彩礼总额最高不超过5 万元,迎亲车辆不超过8 辆,喜宴最高不超过15 桌120人,用酒每瓶不超过30 元;2019 年1 月,河南濮阳也发文对婚嫁彩礼提出“限高”标准: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6 万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5 万元……

但竹立家坦言,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毕竟只靠一些政府文件倡导是很难解决这些利益问题的,而且彩礼作为男女两家之间的“私事”,直接靠公权力出手制定标准也很难在实践中监督到位,现实最后往往“向习俗妥协”。因此,除了提倡这种风气和观念要改变,究其根源,更关键的在于如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也关注到了“天价彩礼”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就坦言,彩礼的价格恰恰能够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状况,当整个乡村都处在贫困的边缘时就会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婚嫁条件,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只有农村富起来以后,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才不会有婚姻的后顾之忧,“天价彩礼”才能消失。

编辑/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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