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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翻开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看到别具一格的目录,便有颇深的感触。自初中开始学历史,所见的对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无外乎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主线的构架。这种构架标志着历史阶段上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水平,然而积久不变,便成了束缚人的框架。
史家的才、学、识,“‘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也就是陈旭麓先生所说“治史的眼睛” “史实是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治史的先决条件是要“解蔽”,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就是陈旭麓先生解封思想,打破旧的框架另辟蹊径的作品。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而且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有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故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有很大独特性。全书以近代中国社会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双重作用下向现代转型这一过程为线索,论述了其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事件,同时穿插描画了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这三方面变迁的具体细节,从而构成了一幅经纬纵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动态画卷。因此,这本书既从宏观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总体样态,又从微观上勾勒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多元面貌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作者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便是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足以见得陈旭麓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独到的见解。 细读全书,又被陈旭麓先生的论述的哲学思维光芒所折服。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序的冯契先生,是搞哲学的且与陈旭麓先生时常探讨,他在序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陈旭麓先生自己也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作者也正是自觉地以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去观察历史,才能客观地承认“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理性地看到“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公允地分析“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既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敏锐地发现“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甚至直接坦言“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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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处处可见作者将感性分析和理性分析所结合,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看问题所得出的独到见解与创新。
陈旭麓先生非常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同时这也是这本书的精髓所在。他认为,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不以人一直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论中国近代史,先生却由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思想、官僚体系和社会组织细细地顺了一遍,因为陈旭麓先生认为“历史的分区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之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在论述新文化运动时,陈旭麓先生总结道:“八十年以来,中国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部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战争。”从而可以看出,先生对是及其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所隐藏的历史规律的总结与挖掘的。 陈旭麓先生巨著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语言的精彩,逻辑性强,他擅长用洒脱的文字写出深刻,凝重的道理。“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陈旭麓先生对中国那80年的历史的把握就到了这种境界。这部书以中国近代化作为全书线索,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新陈代谢,逻辑性强便现在陈旭麓先生以时间为顺序,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社会、生活、教育、科技近代或等角度,清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让人感到全方位,鲜活的近代史。让人清晰地了解到他的观点和见解,清晰地思路让人能更简单的了解他陈述的史事。最令我着迷的是其中优雅的词语和散文般的叙史手法。单以书名而言,“新陈代谢”四个字就极为凝练地将中国近代史展现为动态的画面。“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炮口下的震撼”、“天国的悲喜剧”、“近代化一小步”、“日本冲来了”等等这些章节标题,相对于历史课本中乏味而生硬的纲纲条条,无疑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陈旭麓先生用“近代中国”一词,指的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以“五四”为界可分为前80年和后30年。陈旭麓先生原计划是要写110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80年的稿子,实乃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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