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学经世思潮再兴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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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学经世思潮再兴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历史上，史学经世思想源远流长。文章阐释了晚清以来，经世思潮再兴的原因：晚清国家颓乱，社会危机日甚，乾嘉学派衰落，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学术思想的回归。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学者们反思乾嘉学术之弊，重溯清初“经世致用”的治史方法，并加以传承，史学经世思潮再度勃兴。



标签： 晚清；史学；经世致用

“经世”（亦作“经济”）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时”；“致用”即“付诸实用”。所谓史学经世致用，便是“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治史者以探讨古今成败兴衰为指归，效用于现实现世。



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孔子惧乱世而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此后这种“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经世意识经历代倡道，几成各类史著撰述的基本宗旨。战国诸子立书“救时”；司马迁作《史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班固作《汉书》“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等，皆表达着“经世”而“资治”的治史思想。



行至清初，前明“遗老”痛心明亡之余，反思学术总结教训。”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后乾隆帝加强文化钳制，学者为避祸计，治学时“囿于古而蔽于今，为考证而考证”。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直到晚清方得再兴。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晚清国家颓乱，社会危机日甚

19世纪前期是清朝发展轨道上的转折点，“其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所谓“叛乱活动”即流于乾嘉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一场由“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暴动拉开了国运日衰的序幕。



嘉道以降，清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危机日甚一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造反思想已渐次遍及各省，“在福建，另有一些别树一帜的‘叛乱’”，“在浙江，也有地方性的动乱”，“嗣后几年中，更有无数的动乱，帝国的官吏和军队到处被驱逐，但是记载却很少”。终在咸丰元年，爆发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



与此同时，以沙俄为代表的各国对北部边疆虎视眈眈，肆意滋扰，塞防危机日渐加重。清室衰微，疲于应付，又给东邻日寇之入侵以可乘之机。



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局势，有识之士为匡济时艰，揭橥“经世”的思想旗帜。以“修齐治平”为安身立命之准绳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转向现实，着眼于乱世历




史和外国史地研究，希望通过“乱世”寻求“至治之理”，“思考历史”、究心时政蔚然成风。



二、乾嘉学派衰落

清中期兴起的乾嘉汉学“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谓专门汉学。”因盛行于乾嘉时期而得名。经学始于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今古文学分。今文经学视六经为孔子所作，推崇《公羊》，专主“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述而不作，推崇《左氏》，专主“名物训诂”，与现实联系较弱。两种治经传统，在字体、文字、名物、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解读都不尽相同。至清代，乾嘉汉学家继承古文经学的治经传统，将其方法系统化，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即考据学（亦称考证学或朴学）。



然而，乾嘉学派在嘉道之际盛极而衰，“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逐渐成为“藉以取名”、“希取富贵”的工具，学者批其“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时局的变化迫使学者们从已有的思想文化中重新探寻出路：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以来时断时续，至道光时期仍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尚难接受；而佛、道又以“出世”思想为宗，便仅剩儒家，主“经世”、重“人文”。加之曾经分别主导一时的理学与汉学皆因脱离实际而遭指摘，于是以探求“微言大义”为要旨的今文经学再度勃兴。



开风气之先者为庄存与，后经其侄庄述祖与外孙刘逢禄等人传承，再传至魏源、龚自珍（师从刘逢禄）一代，终将其要旨发扬光大。龚、魏皆为经学兼史学家，积极倡导史学经世思想。龚自珍认为“欲以其言辞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故以“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尊史思想，著成《古史钩沉论》。魏源指出古人“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垢厉者乎？”，其实就是“通经致用”，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强调治史也需务实。魏氏受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可谓集清初、中期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



需要指出的是，乾嘉时期的很多学者由于文化高压，不得已而埋头考证，并未完全排除经世的治学宗旨，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也不能一概指为经世致用的对立面。



三、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学术思想的回归

明祚清祧，学者有感于时代剧变，反思明亡之因。从学术文化角度剖析，无论明初程朱理学，还是中后期的陆王心学，都难辞其咎。言理学者专事经生章句，言心学者则事读书穷理，以至于“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致使明末“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最早走上总结、批判理学道路的是东林和蕺山学派，两派都曾试图以拯救理学自身的方式摆脱困境。然而，随着抗清的最后失败，“胜国遗




老”们不得不考量现实，始倡“尊经重史”，“经世致用”。



黄宗羲力抵“以语录为究竟”的空谈阔论，认定“儒者之学，经天纬地”，“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著《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后者有序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对当时边疆地区的情况叙述颇详，开启了“经世”的舆地之学；王夫之认为治史需“大略”，“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遂集毕生心血，写成《读通鉴论》。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査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等涉及明代和南明史的撰述，均是当时史学“经世”的产物。道咸之际史学经世思想的再兴，从表现形式上讲，便是清初主张学问“经世致用”思潮的回归。龚自珍致力西北边疆研究，在其《西北置行省议》一文中，对高宗皇帝“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予以高度肯定；又为澄清东北边界问题，撰写《最录平定罗刹方略》；道光三年，为阮元作《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字里行间皆流露着忧心东南海防之意。李兆洛代为《怀远县志》作序，云“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明确修志意在致用务实。钱仪吉作《碑传集》，后序曰：“旧章之当博考，而文字之益为无穷也...辑诸家碑搜罗旧闻，谓其有裨于实用也。”魏源撰《圣武记》歌颂清初盛世武功，希冀重塑帝王的统治信心，在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他又期许“官强”、“兵昌”。纵观全书，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此外，周济的《晋略》、王先谦的《东华录》、王庆云的《石渠余记》、汤鹏的《浮邱子》、徐松的《哈萨克世次表》、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著述，都是对清初学术要“归诸实用”思想的回归与传承。



盖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学术历经“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滑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诚然，史学经世思潮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帝国危患之秋，学者们“述往事，勗来者”，重振“史以经世”的意义极其深远。“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集夷务以烛情伪”的边疆与外国史地研究，打破了清朝长期以来的闭塞之状。晚清史学从“资治”到“救国”、从“考古”到“通今”的发展，也为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实践埋下了伏因。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到维新派的资产阶级改良等一系列救国运动，都是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国门尚未完全打开，西方近代思想学说传入中国但并未被广大士子接受之前，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无疑是最先进的。正是在此指导下，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得以启动。可以说，道咸之际的史学经世思潮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与政治变革都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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