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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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菊与刀》看日本人矛盾性格

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后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

，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即现在的《菊与刀》。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训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不在于人的内心。这些观点，对于研究日本人及其文化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这说明，研究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类型”。本尼迪克特是在美日交战的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的资料进行“远程研究”。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因此，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时偶尔也把中日作了点小小的比较。 一、双重性格重恩与复仇

“文化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这个经验秩序是它将要处理的，它在里面会重新找到迷失的路”。中国人的恩限定在血缘关系中，但是日本人却将恩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君主和臣民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归根到底都是由“恩”将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样，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们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实际上就从社会心理层面阐释了等级制度的内在合理性。

同时，恩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受恩的同时常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日本人对于恩情的感觉与西方人对于债务的感觉类似，你如果放任不还，利息会不断增长，那么，你就会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直至将你窒息。相对应的，日本人对他人善意的反应是报恩，而对他人恶意或诬蔑的反应是复仇。 “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日本人十分注重加强自我修养来抵御外在压力，提高自己对生活的强御能力，“压抑”、“自我牺牲”等字眼在日本文化中完全被忽视了，日本人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既然我”都将遁形，那么深受矛盾困扰的个体根本不存在，矛盾的挣扎和困顿成为“无物之阵”，所以，任何外在的压力最终都会化为零，这成为他们解除道德困境的途径。

自我修养在儿童时代通过家庭的耳濡目染深植在他们心中。日本儿童生活的前后期存在显著的不连结性，从肆意纵情到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训练和约束，施加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成年后，日本人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也造成了日本人行为的矛盾性和性格的二元性，不断地引发着内心紧张的冲突。

日本文化充满了悖论，日本文化具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社会又认可无序状态的存在；日本人生性好斗又非常温和；坚决忠贞又食言叛变；他们在乎社会规范的约束又会放荡不羁；注意自己外在形象又会毫无顾忌；既自傲自大又自卑自怜；既能完好地保持自己传统又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没有一种文化能像日本文化那样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共生并存在同一种文化中。一方面，社会不断地提供日本人放纵自己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伦


理道德的约束，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感官感受，比如洗热水澡、逛妓院，只要不影响到人生的工作和任务，让人最为原始的本能冲动自由畅达地游弋。另一方面，日本人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个人的需求，使之纳入社会轨道。日本文化的工具理性功能较强，因此他们更关注现时现世的此岸世界，而不是形而上的彼岸世界；日本人可以为群体完全抹杀个性，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符号的功能，如果个人的欲求与人生的最高目标相冲突，他们随时准备着放弃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反映在文化艺术中，日本人少有“大团圆”的结局，充满了忧患意识。

二、墨守等级制却又不温良恭顺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发现，大和民族的“耻感文化”更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被群体的认可程度，这与更强调个体心理皈依的“罪感文化”有很大差异。他们竟“对等级制度赋予正当性，把它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结构”而赋予其政治的合法性，“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并以此为基本原则建立政治制度，她的结论受到了日本文化研究者的赞同，中根千枝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文中也提到“日本人更重视场所，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场所充分意识到纵式关系和等级序列的作用”，在以平等为最高准则的美国人眼中，日本人能墨守等级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也引进了西方的生活、西方的经济，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社会，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了不同的等级，正因为日本人和大和民族普遍地认可这种既有限制又可以调节的等级制度，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社会体制在迅速接受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之际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日本树立了表面上与现代化完全背道而驰的天皇的绝对权威，却反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取得巨大的进步。

三、研究模式遥读和整合

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类型”理论给大和民族所勾勒的速写传神而鲜明，这也是她解读异己文化形态的成功范例。《菊与刀》将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一切生活方式的总和，分别从政治制度、社会分配、道德伦理、习惯民俗等多方面探讨日本文化模式，“强调文化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方面”，何种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把握所有这些实践与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特定时期如何存在并被经验为一个整体”，而将文明碎片化零为整的过程实际上是研究者运用自己的知识构架和经验整合的过程。对大和民族而言，本尼迪克特作为他民族研究者，她的民族文化立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不可能与日本民族处于同一时空中，只能立足于“远距离的他乡异域”。

由于特殊的战争社会时代环境所限制，《菊与刀》运用的多是二手资料，通过与一些在美国长大的日本人的接触，对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作出解释，“日本人与西方人在战争惯例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人生观以及对人的责任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战争为此项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日本大和民族作为类的特征在活动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战争是一次残酷的敌对文化行为，文化格在激烈的冲突中可以得到直观的展现。

当代社会中困惑人类、甚至关乎到人种的存在与否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在作出回答前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思考。事实上，把文化碎片整合成完整、有序的文化记忆场的过程，也是将文明碎片遥选和归纳的过程，势必受到遴选标准的限定。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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