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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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弱”的身体

本文讨论的“文弱”概念与一般观念中的理解有所不同,它包含着文化传统的多层次性和价值标准的多样性,并不能笼统地代表儒家话语体系或古代中国文化的整体特性,是需要立足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社会关系来理解的文人文化感。我们今天之所以理所当然地把“文弱”与儒家思想等同看待,其实是延续了清末以来“民族性”论说中的观点,属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迈进过程中“改变文弱”的努力,实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反省和批判文化传统的角度改变中国人的身体文化感,一是依靠政治控制和权力运作等外在力量改造身体状态,而这两种改变都借用了西方“种族体质”论述,因此,清末以来,“文弱”成了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总结,掩盖了“文弱”一词在运用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本文以“文弱”为主线,以生活状态为基点,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医学知识和诊治思维的细微变化,管窥“弱”的文化感如何延伸至医学的身体认知,考察了文人文化感的变化对医药观念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文”与“弱”内含迥异,但在南北朝时期“文弱”一词却被用来形容儒学之士,且从宋代至清末,多以此指称江南文化和士人文化。“文弱”反映了文化感和身体感交织互渗的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习惯”,正是指特定社会构成中,人们的文化感和身体感,而“文弱”概念既包含身体对文化的感官认同,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习惯,需要放在“理想秩序与地方化意识的关系”这一框架中加以分析。这种文化感融入明清医家对体质与风俗之间关系的解释,并直接影响着医家在诊法和疗法上的取舍。

“明医”作为医者评价标准,其内涵丰富,这个说法的产生不仅受儒家价值观影响,还融合了佛教戒律思想和道教养生观。明清时期,士人对医家的评价除了看


重道德和医术,也视具体社会关系而定,一个重要变化是：除了身份地位较高的江南世医,一些没有儒者身份、未必生前负有盛名、甚至信仰并不固定的地方医者,也成为士人或当地社会推崇的“明医”,这体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晚明至清前期,“江南多明医”的观念是士大夫文化感的一种体现。

由于晚明社会的颓靡和明清鼎革之变,“扶正培本”的医疗理念成为明清诊治之道的核心精神,深受江南士大夫和医家推崇。明清士人与医家在价值观上的互动,并不单纯反映医学附会儒学,或者医者攀附儒者,而是隐含着复杂多元的信仰、心态、情感等主观因素。这表明作为生活态度的价值观与作为社会规范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

不过,也正由于明末清初士人、医家的知识结构和信仰呈现出多样的面相,医疗文化才呈现出复杂化、细致化的趋势,医疗观念的文化内涵才会更加丰富、细腻。明清时期,诊治方式精细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在于,医家诊治思想中越来越多对“人情”的关注,且集中讨论体质与文化习惯之间的关系。明清医家认为,“虚”、“弱”的体质包括先天阳气亏损和后天耗损,后者体现为思虑过多和嗜欲不节,前者则显示出诊治思想中融入了宗教信仰、地方意识等价值观。

不过,无论是这些围绕“弱”的不同解释,还是通过审察阴阳、虚实、寒热等体质之后采用的不同诊治方法,都立足“补虚”这一核心理念。清人对大黄的恐惧,除了受温补文化和“补虚”疗法的影响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即有关“外夷”身体的认识。时人对“自我”与“文化他者”身体类型的比较,有时也会通过脾胃强壮与否来判断,进而证明“自我”身体体验和医药观念的正确性。

因此,也可以认为,根据医药习惯来判断身体强壮的意识,不仅来自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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