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鼠疫》叙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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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述视角

读罢本文，不自觉的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谁是本文的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写到：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1年发生在阿赫兰。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时间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

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这说明小说作者是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来对此事进行的评价。小说中又写到：

“不过在详细叙述那些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前，笔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适才描绘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他是在本故事开始时与读者见过面的让·塔鲁。”在小说中也直接引用了让·塔鲁的日记，让·塔鲁进行叙述。而在小说结尾，又写到：

“是时候了，里厄大夫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这说明作家安排了好几种叙述：

小说作者的叙述、医生里厄的叙述、让·塔鲁的叙述，他们的叙述各有侧重，共同完成对鼠疫的历史见证。

一般作家不会停留在叙事层面，会尽快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述的故事中，而加缪却在“谁是叙述者”问题上把读者弄的混乱。这与作者选择的叙述视角有关。法国的叙事学家托罗多夫根据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将小说的叙事视角分为三类：

零聚焦，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比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多的全知叙述；内聚焦，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站在某个人物的角度叙述故事；外聚焦，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知道的比小说中的人物还少。

《鼠疫》结尾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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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记述，他努力避免记述他未曾亲眼目睹的事情，避免将自己杜撰的想法强加给鼠疫期间的工作伙伴，而且尽量只利用由于偶然性或不幸事件落到他手里的资料。这使我想到马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话“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似乎是作者故意设置的叙事圈套。而里厄医生为什么能成为鼠疫这场灾难的叙述者呢？首先，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见到大多数同胞并记录他们的感受。他能够最早最即时最详尽的提供鼠疫爆发的早期预兆、发展状况，能够深入疫情控制工作的内部进行观察。其次，在鼠疫期间作为城中的一分子，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曾向他倾诉心里话，因此他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另外，在故事叙述中，也留下叙述者的痕迹，当叙述者试图揭示帕纳鲁神甫的信仰矛盾的时候，他马上声明“里厄刚想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当叙述者描述鼠疫结束后城市解禁，劫后余生的市民和亲人团聚的场景时，读者刚开始获得全景幻象，叙述者就提醒大家：

“总之，这就是里厄医生所看到的情景。”作为主要叙述人的补充，让·塔鲁专注细节，而且多是和重大事件不相关的琐事，属于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而文中同时对里厄医生的行为进行评述，用“他”来称呼里厄医生。可以说，叙述人一直小心翼翼的控制自己的视域不超过人物视角的合法界限，所以《鼠疫》采用的是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采用这样的叙事视角对文本产生了什么意义呢？首先，人物视角的有限限制了叙述的范围，它告诉读者，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小说中增加了塔鲁的细节叙述，这样一方面让读者觉得很真实，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悬念。其次，通过人物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事件，使得读者更容易贴近人物的内心，站在他的立场上理解他的价值观、想法、境遇，从而支持他的行动。在《鼠疫》中，里厄医生不相信上帝，他一直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救援工作。所以，和里厄一样，无法理解政府在疫情面前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无法认同帕纳卢神甫灾难是上帝对人的罪恶的一种惩罚，应该顺从的接受它的荒谬说法，无法不去讽刺那些在灾难中趁机牟利的投机商人。第三，文中一直用第三人称称乎里厄也使得里厄医生成为被观察的对象。这就避免了第一人称叙事造成的偏狭和局限性，观察自己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里厄不是一个圣人，他并非没有弱点，在瘟疫最猖撅的时候，他也曾经感到筋疲力尽，甚至觉得自己的心灵也变得坚硬麻木起来。但是他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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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明白了，如果他逃离岗位，拒绝承担起他的工作责任，那就是站到了“鼠疫”的一边。

从整体上看，《鼠疫》采用的是回忆的方式来讲诉灾难，在讲诉过程中还是按照鼠疫爆发的过程进行记录。另外，虽然叙述者已在强调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但是小说开头引用的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实同等合理”这说明，小说还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同时又具有了寓言的意义。正是这种表现，也使得文本更具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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