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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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



介乐府诗相当一部 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而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元和体。”《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自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又唐李肇《国史补》:“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后宪宗殁,穆宗立,改年号为长庆(821824),白居易、元稹将自己的诗歌编辑成集,分别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故又称他们的诗作为“长庆体”。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的特点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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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新乐府运动():发展

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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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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