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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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

介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而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元和体。”《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自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又唐李肇《国史补》：“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后宪宗殁，穆宗立，改年号为长庆(821—824)，白居易、元稹将自己的诗歌编辑成集，分别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故又称他们的诗作为“长庆体”。新乐府运动(二)：新乐府的特点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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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新乐府运动(三)：发展

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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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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