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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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越来越严重，不断威胁到我国社会和谐、公共安全和经济利益，成为党和政府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既有转型时期大背景的作用，又有当前长期积累的社会诟病的影响。本文将从不同视角来探究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以2009年发生在湖北石首的“6.17”事件为例，实例考察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群体事件;石首事件;原因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党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因各类矛盾和问题引发不同程度的突发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社会系统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加速的利益分化与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社会更加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矛盾与摩擦增加和社会冲突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出现。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



近几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规模呈扩大趋势，较大的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6万起, 2007年为8万人次。2008年,群体性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如贵州瓮安“6·28”、云南孟连“7·19”、广东惠州“7 ·17”砸抢烧、甘肃陇南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等事件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进入2009年，海南东方市“3.23”打砸镇政府事件以及湖北石首“6.17”事件更是将群体性事件推上风口浪尖。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要在对2009的社会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2010年的形势进行分析，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且李所长就重点提到2009年发生的湖北石首的“6.17”事件。



在此就以石首“6.17”事件为实例，来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1.中国长期以来堆积的问题以及现实面对的实际挑战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诱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开始开阔而面向全世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




革，导致行政生态错乱，政府管理滞后：政府治理理念严重落后与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政府权力与权利失衡；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等。这些最终长期积淀并与现实碰撞，产生种种问题：腐败的大面积、深层次、多领域、快频率的发生，腐蚀着干部队伍，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割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富阶层与权力的结合与交换使普通民众对政治更加冷漠，使政权的性质出现向权贵阶层倾斜的异化，导致底层群众心理严重失衡，以至于饱含“仇富 ”“仇官”甚至“仇警”心理，最终仇视整个社会；由失业者、低收入者、农民工等组成的弱势群体的队伍不断壮大，社会不平等加剧；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矛盾进一步激烈；意识形态缺乏凝聚力和说服力，信仰失落，人心荒芜……这些都造成厚重的民间积怨，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和沟通渠道，一遇突发事件民众就理性情感缺乏，迅速聚拢，冲级党政机关或与公安武警对峙，甚至大打出手。民众将矛头直指政府部门，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了权力部门。



2.地方干部决策水平不高，处置危机能力差是群体性事件扩大化的直接原因

表现在：

2.1信息处理能力低下

政府部门应对群体性事件，需要掌握群体信息传播的规律。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信息传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群众接触、理解、关注、记忆的重点是有选择性的，是随时、随地、随人转移的。这就要求政府机关在公布权威信息时，应尽早回应，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缓解民众情绪；要说明不能即刻公布真相的技术原因，不可回避、无视或者刻意打压，以免事态持续恶化；应该及时调整信息，尤其是对于变化中的各种关键信息，要有不断的回应，切忌一个公告或一个新闻发布会“一次性解决”。同时 在政府的信息发布会上，切忌政府发言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侃侃而谈，这样只会让民众不以为然或疑窦不解，反而以讹传讹，甚至流言广布，谣言四起，而应该让“关键人物”（当事人或其亲属）尽早出场、亲自讲述，是对甚嚣尘上传闻的最好解答。但是，这种“不留尾巴”的新闻发布方式，因为记者的现场提问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的勇气、自信和责任感。对于有争议的信息，政府不可自恃有理，强力压服，而要放低姿态，主动解释，以理服人。但是在石首6.17群体性事件中，自发现死者涂远高尸体起两天内，民众已经是群情激奋，传言四起了，可是石首当地政府没有发布有关这次事件的任何信息。由于信息的真空，人群中开始猜疑四起，引起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正是在这两天，群众迅速聚集，高潮时达到2万人，群众围堵交通，以至于在6月20日情况完全失控，酿成无法挽救的局面。石首市政府对舆论舆情全然不理，完全没有做信息处理工作，错过了处理危机的“黄金24小时”最终造成大祸。



2.2政府管理行为失当，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府社会政策在制定及实施过程中, 对该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全面考虑, 仅看到政策实施效果的积极面,而忽略了社会政策对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社




会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而当这种政策和行政管理行为的负面影响涉及到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环境时,就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不少领导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群众观念单薄,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置若罔闻, 对群众利益受到的损害不管不问, 对干部违法行政的行为视而不见, 甚至官官相护、包庇纵容, 工作方法存在暴力化倾向, 致使群众对这些干部和领导机关的不满和不信任日益蓄积，非但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只能会让矛盾更加突出。6.17事件完全失控后，石首市政府只是硬生生的强行断网，封锁消息，完全低估群众的智商，政府调来武警与群众全面对峙，矛盾顿时变得完全不可调和，群众情绪失控，男女老幼齐上阵，砖头石块齐飞。



2.3地方当政领导干部不作为或无作为

领导干部为政一方，就当时刻为百姓着想，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群众排忧解难，当群众有问题、有看法时，领导干部更当走在前面，直接与民众沟通交流，尤其在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能否有所作为更是事件能否妥善解决的关键。著名群体性事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强调: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在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单光鼐研究员曾多次考察万州事件、汉源事件、池州事件、东阳事件、广安事件、大足事件、永州事件、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现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万州事件发生的时候,群众把区政府包围了,在家的区委负责人,除了依然在北京学习,几乎都到场了。他们向老百姓喊话,言语恳切。有的负责人喊话说:“万州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我来这个地方才几个月时间,我希望把万州搞好,发展经济,搞好人民生活。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不安,对大家表示歉意!”万州可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唯一没有多少领导干部被撤职的一起。重庆出租车罢运,薄熙来作为一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第一次走进“闹事”群众中间,与出租车司机展开协商对话,表现出党的领导干部可贵的胆识和负责任的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石首事件,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事件拖宕这么久,不能说跟他们不能勇于任事没关系。因此事后时任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和石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唐敦武被同时免职。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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