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工具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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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学 项张瑶 12307120154

行动的工具箱

——读《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有感

人们常常认为，文化总是通过向行动者提供一个终极目标或价值来塑造行动，从而使“价值”成为了文化的核心要素。然而，斯威德勒却不以为然。她承认文化塑造了行动，同时她也否认了文化是基于价值而影响行动的，事实上文化仅仅是提供了制造行动策略的工具。

为了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文化是如何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的，斯威德勒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分析模型：第一，她将文化比喻为以符号、仪式和世界观等形式为行动者提供解决问题和组织其行动的“工具箱”；第二，为分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她强调了具有持续性的“行动策略”；第三，文化的重要作用不在于决定了行动，而在于提供了可以构建行动策略的文化成分。

首先，作为价值的文化是不足以解释行动的。韦伯和帕森斯都曾表示行动受“手段—目的”这一架构指导，即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指导行动。事实上，人们想要什么是很难解释行动的，关于“贫困文化”的研究就很好地解释了作为价值的文化的不足。穷人和富人可能会有共同的心愿，但是文化会深入地影响到不同群体的行为模式，包括建构文化的能力、习性以及风格，从而穷人没有能力实现和富人相同的那些心愿。可见，不是价值决定了行动，而是价值和行动一起被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利用文化竞争力。行动者在选取工具时，只有当他们的文化装备齐全时才能达成价值目标。价值虽然不能直接塑造行动，但是它能够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调节行动。同样，新教伦理也表明了行动风格具有连续性，而不是偶然和断裂的，行动策略将比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更加长久。文化不是通过植根在个体中持久的心理倾向来影响行动，而是公开的意义制造出了行动的确定模式。因此，使文化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不是一些匆匆流过的思想的重组，而是对组织文化的能力的调适。

其次，行动也不能被解释为经济理性的结果。物质利益和理念利益，都只是影响行动的部分因素，另外还包含了习惯、情感、感知和世界观。在韦伯的理想模型中，他区分了价值理性行动和工具理性行动。无论是受文化信仰驱使的价值理性，还是基于效率和计算的工具理性，在斯威德勒看来都不是对行动的最佳解释。尽管随着人们进入现代性社会，工具理性的行动日益频繁，我们人仍然不能将人类行动归结为经济计算的结果，必须在一个更广的视野下解释行动。另外，文化作为一个工具箱，其多样性和可能性使同样的文化可能会被纳入不同的行动策略中。人们往往通过提前建造的联系来建构一系列行动，文化正是通过塑造和组织这些联系，而不是决定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来影响行动。

解释行动的文化并不总是一成不变，在稳定时期和不稳定时期，文化对行动的影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文化不稳定时期，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了新的意义系统，建立了新的行动策略和风格。进而行动者学习和练习一种全新的、陌生的教条、符号和仪式，直到变得自然和熟悉。这一时期的文化直接塑造了行动。而在文化稳定时期，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以供选择，对不同行动模式的支持使文化的独立影响变得晦涩，也使行动的连续性变差。稳定文化包含更多的是意识形态，行动者的习惯和常识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威性。Gerson在一项实验中证明，多数年轻女性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并不受价值的驱动，而是通过她们所擅长的或者至少是习惯的事物。可见，之所以出现“文化滞后”，也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放弃已经由文化装备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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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策略。在已建立的生活模式中，文化提供了可以构造不同行动策略的全套能力。因此文化塑造行动仅仅是因为文化技能限制了可获得的行动策略的范围，从而稳定文化制约着行动，因为采取新的行动模式需要高昂的花费。而在转型期间，结构的约束与文化之间有着频繁的互动，结构的历史机会决定了哪些策略以及哪些文化系统能够胜出。

尽管文化对行动的解释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无论处于哪一时期，价值和理性都不足以解释行动。一种文化之所以对那些拥护它的人来说会有持久的影响力，是因为文化向他们提供了可以创造行动的特殊技能，而不是因为文化塑造了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稳定文化的一个典型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其在历史上也影响了诸多东南亚国家。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儒家文化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行动中，不仅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存在，而是向人们提供了一整套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当人们熟悉了这一文化的规则、习俗和风格之后，便很难放弃已有的文化“工具箱”，他们会习惯于从这一“工具箱”中寻找工具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策略。因此，即使在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儒家文化也没有被驱逐出华夏子孙的行动策略中。

在解释文化如何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因此斯威德勒强调了具体的结构环境是如何影响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结果的。Sewell曾指出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文化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尽管文化和结构各自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但这并不表示两者有单向的因果决定关系,事实上它们是彼此关联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基于当时的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共同作用下爆发。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急于清除封建残余思想的文化与当时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是不相适应的，两者之间缺乏充分互动，因而此次文化转型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文化转型的意义在于，文化通过与结构的良性互动，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适应社会结构的“工具箱”，包括为人们装备更好的塑造文化的技能。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对塑造行动的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没有直接为行动者提供一个终极目标或是具体的行动策略，而是提供了一整套资源可供行动者自主选择，行动者们根据他们所处的情境做出判断，选择合适的文化工具来创造行动策略。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选择的工具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至少是让他们自己感到满意的，因为行动策略的选择方案有很多，不可能对每一个方案都做出评估，因此行动者寻求的是可接受的结果。既然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么一旦文化形成体系，便会在行动者心中驻扎，这也是为什么文化转型通常是困难重重的。改变人的行动，首先要改变的是扎根于行动者大脑中的文化，即创造出一个新的“工具箱”或是更新工具箱中的工具。对组织和集体而言，这一概念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个人而言，一个人若是能在他所处的领域创造出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工具箱”，那么他一定可以站在这个领域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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