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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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的资源争夺：育儿焦虑症

核心提示：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比如磕破头皮，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

我永远记得，2008年10月16日下午，13点或者14点的样子，在北京一家医院的普通产房里，秋天正午后的太阳，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和薄薄的窗帘，明晃晃射到床边，房间里的浮尘都是灼热的，让我体内的疼痛更加难以忍受。

这是产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阵痛半分钟一次，像子宫里的定时爆点。每一次引爆，孩子就像一条急于走出黢黑通道的小蚯蚓听到冲锋的号角，以头为起点奋力向前蠕动。他头皮上薄薄的毛发，像钢刷一样摩擦着子宫内壁。

疼痛间隙，有两个念头挥之不去：催产素真可以做一流的刑求工具。一个产妇的处境真是比架在刑台上的囚犯更绝望，因为她连做叛徒的可能都没有。孩子通往世间路上的每一步所产生的疼痛，一秒钟都不能减少。疼痛一旦开始，不能谈判，不能求告，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暂停一小会儿。

两年多过去了，当初产台上的感觉，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这次折磨人的不是疼痛，是绵绵不绝的焦虑。初为人母，总是有担不完的心：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被无处不在的伤害掳走；又怕他因此不独立，失去男子气。我怕他感觉不到爱，因此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爱，让他任性，目中无人。总之，怕他不健康，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乐，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为一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现实击倒。

这些形而上的忧虑，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们普遍的研究课题。育儿方面的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DavidAndereg）教授认为，因为疫苗的应用，医学的发达，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世界其实是更安全了。但美国的年轻父母们，却表现出了和社会进步南辕北辙的焦虑感。“根据纽约一个非营利组织最近的抽样数据，大概有78%的年轻父母认为，现在育儿比以前困难得多，仅有4%的人觉得更轻松。这表明父母这项重任已经对年轻的夫妇们形成了恐吓。”

安德雷格是一位温和的研究者。他在自己的书中，把育儿焦虑的源头更多归结于新手的无知：“育儿焦虑的高发群体存在于只有一个孩子，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更多孩子的出生，会削减父母的忧虑。和多子多孙的前辈人相比，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父母会更长久地沉溺于育儿焦虑中。”这一结论是根据美国2000年的数据，当时已有1620万的家庭选择了独生子女。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独生子女人数正在稳步增长：1972年，只有18%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到2005年，27%有小孩的英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未松动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是更为普遍的国情。

子女数量的减少，让父母们经不起一点无论是健康还是安全方面的风险。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当一个繁衍千年的生育惯例，每个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以至于真假难辨——选择PC、PES还是PPSU材质的奶瓶；圆孔、十字孔还是一字孔的奶嘴；让孩子仰着睡、趴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成为育儿新手们的焦虑源头。


以上因素与连轴播放极端信息的传媒网络结合，更加大了父母的担忧。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育儿焦虑，多是对“暴力、恐怖主义、车祸”等外在侵害的担忧。安德雷格觉得，这种焦虑在很多时候是莫须有的，是成年人将极端信息中的危险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中。而且“焦虑并不只限于母亲，也传染到父亲身上，鼓励孩子去野外探险不再流行”。正常的游戏也被赋予了危险的意味。安德雷格说，他经常被焦虑的父母问道：“当孩子用食指做出手枪的形状，对着我喊„梆，梆‟，我要不要制止他？当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时，是否需要提醒朋友将家里的玩具手枪收起来？”

什么是育儿焦虑症？“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比如磕破头皮，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而沉溺于焦虑泥潭，过于儿女情长的父母，都被研究者定性为弊大于利。他们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毁坏孩子的未来——伴随焦虑而来的过度控制，不仅毁掉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生活乐趣，还会毁坏他长大成人的能力：比如自信、独立、忍耐力，甚至被认为戕害到社会的未来。焦虑的父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这是另一位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纳尔逊（MargaretK.Nelson）研究喂养失控的父母的主题。文章提到，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指控自己的学生无知、懒惰、易怒，认为这一部分源于“育儿焦虑症”结出的毒树之果，种子从襁褓时的过度关注就埋下了。美国《FirstThing》的执行主编戴维·米尔斯（DavidMills）将这些苦口婆心的父母总结为“失去自己人生目标的人”，“通常人们说到对孩子的担心时，他们是将自己对人生的恐惧移情到了孩子身上”。

可是，作为一个有3岁孩子、正与连绵不断的焦虑对抗的中国妈妈，我还是想辩解一下。我已经历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虑考验。比如，刚开始因为呼吸系统发育不全，他晚上睡觉时，胸腔和喉咙中总发出像积满水一样浑浊的咕隆声；因为对脑神经还缺乏控制力，每次白天过于兴奋的玩耍，都会导致他在半夜睡梦中突然爆发难以遏制的大哭；当他的消化系统经历一个升级，大便从水状转为成型的阶段时，会有接近一个星期不大便……每一个未知的来临，都是一次焦虑的开始。我因此得到的经验是，不要恐惧孩子的哭声、跌倒、突然胃口不好、发高烧、耍横、情绪低落，这些是成长必需的一部分。可我还不得不面临一些靠自我成长难以解决的焦虑：比如深夜抱着孩子去医院，却发现分诊台上的病历本堆成小山一样，需要等到凌晨才能看上急诊；当孩子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时，却发现住所周围，所有步行距离以内的幼儿园都人满为患……

每到育儿与社会的接触面，都是中国年轻的白领父母最手足无措、最焦虑的时刻。家庭之外的世界，不仅拥挤，而且藩篱重重。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不得不从北京往返我的户籍所在地成都两次，因为北京的户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证明——那是成都警方在几年前对户籍登记格式进行的小小改革。但因为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识，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再回到成都，重新开一张符合她认知的补充说明。

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年轻父母的独特体验，是美国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必需品严重不足，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仅以上面说的幼儿园为例，你要面对服务提供方的考量条款就包括：有北京户口吗？是我们的定点服务对象吗？孩子满3岁了吗？能一次性交齐7万元的赞助费吗？报名排队时，你挤进了我们的招收数额内吗？还有更隐而不彰，但可能更具决定作用的考量标准：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以正常的价格，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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