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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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药王”孙思邈也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都是讲人生命的神圣和宝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尽力保存人的生命。

②医学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医学人道主义是对病人的尊重、同情、关心和救助，医师是病人心目中圣洁的白衣天使，是处于绝境中的病人的唯一依靠，医师只能“救生”，而不能“促死”而安乐死使医师由救人的“白衣天使”变成杀人的“白衣恶魔”，丑化了医师的形象，也打碎了病人心中残存的唯一一点希望。这违背了医学人道主义。

③不可逆的诊断未必绝对。对病人安乐死的前提是病人身患“不治之症”，已经“不可救药”。然而，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这种诊断未必绝对。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不治之症总是相对于时代的医学发展水平和医院的技术水平，随着医学的发展，许多不治之症都可以成为可治之症。其二，由于医师认识水平的限制，误诊误治的例子在现实中并不罕见。基于此，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实施安乐死可能会使病人丧失很多机会。

④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这是从实施安乐死的后果来考虑安乐死的弊端。反对者认为，医学之所以不断发展、进步，就在于医学家在所谓“绝症”面前不畏艰险，知难而进。而安乐死则会使这些勇于进取的医学家失去研究的对象和动力，从而会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

⑤违背了传统的血缘亲情观念。“血浓于水”是许多民族都有的传统伦理观念。反对者认为，安乐死会使病人家属不顾亲情孝道，放任自己亲人的死亡，甚至在医师的帮助下参与结束亲人的生命，显然与这种传统美德相悖。

⑥自愿安乐死中的“自愿”值得怀疑。反对者认为，所谓的“自愿”值得怀疑。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特别是在处于死亡边缘的时候，求生欲望更加强烈。在极度痛苦的时刻，病人也许希望一死了之，但痛苦相对缓解，许多人会改变主意。因此“自愿”的安乐死是不可信的。

⑦实施安乐死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首先，社会接受安乐死，可能为某些不义的晚辈、亲属逃避赡养义务甚至谋

财害命大开方便之门，个别医务人员也可能会以安乐死的名义掩盖医疗事故。其次，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会使步入暮年的老年人产生某种消极的心理，对于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来说，也将是沉重的心理打击。最后，实施安乐死还容易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如果允许在某种情况下结束人的生命，那么，你可能为在其他情况下乃至于所有情况下结束人的生命打开了大门。

首先，现今阶段我国将安乐死转换为法定权利不合时宜。

第一，我国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将受到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安乐死合法化必须和具体国情同步发展。对比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我国的临终关怀和社会援助起步不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而对于医学上濒死者的确认，需要具备相当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就不同。在现在客观因素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将“安乐死”转化为合法权利的可行性不高。

第二，人们的道德素质尚不能为安乐死提供伦理保障。在我国医疗保障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都由子女承担，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病人成为子女严重拖累的情况下，一些不孝子女可能作出某种暗示让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当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依靠子女的时候，他还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如果安乐死立法，岂不是给某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姑且不论安乐死的具体实施程序如何得以保障，就是合法化引发出的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足以将安乐死毁得面目全非。所以邱仁宗教授说：“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 ”。

其次，安乐死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第一，病人主动要求安乐死是处于极度痛苦，感觉生不如死时提出的，而当他神志清醒时，就会更加感到生的可贵。调查显示，90%的人经医生劝说都放弃了安乐死的想法。试问，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的想法作为判断依据，是否有失偏颇呢？或者他们不是出于痛苦，而是出于其他考虑：报告显示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动机只是“担心失去尊严和控制能力，担心不能独立生活而成为负担。”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否应该是消除患者的担忧，而非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第二，医生对“不治之症”的判断有一定局限性。我国医疗技术和设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各个地区医疗水平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关键裁定者的医生无法保证其判断的绝对准确性。据调查，我国目前临床误诊率在30%左右，疑难病例的误诊率甚至达到40%以上。如果现在就匆忙为安乐死立法，很难避免误诊带来的安乐死失误。

综上所述，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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