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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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作者：孟丽荣

来源：《青年时代》2016年第21期

摘要：哈贝马斯在研究交往行为理论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异化的、不健全的交往现象。哈贝马斯针对这种异化状态，希望通过改变社会的“舆论结构”、提高社会的“道德理性”来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从而重新构建社会合理的方案。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重建样态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通过对韦伯、米德、卢卡奇等思想家的理论进行分析，以理论建设和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进行重建的方式提出了“交往行为合理性”这一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反面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异化的、不健全的交往现象，指出在西方工业文明之下，人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异化现象，哈贝马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劳动必须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在其中的自主性被忽视，完全成为了科学技术的控制者。所以，随着工具行为的不断合理化，人的相互作用的交往行为却越来越处于不合理化的状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在能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人的意识中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消失的形态。”1同时还会造成使交往行为的功能进入到自身范围中来，这样必然使合理的交往行为变为异化的交往行为。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在其中的主体性的丧失，使人在其中被手段化、抽象化，逐渐丧失其创造性和自主性，成为没有情感、价值和多样性的机器，工具，沦落为手段，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正常交往形式被虚假的建立。 第二，哈贝马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人的内在方面，论述异化交往所产生的内在条件。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人的原始本能和原始欲望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就会造成精神病，导致他们的语言和行为不能被理解，就会造成交往的扭曲。对于在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中其媒介作用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是相互交织并且是相互关联的，应该是表达欲求的正常符号。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种欲求被社会和其他权力压抑，成为被禁止谈论或者在某些范围内被拒绝合法的谈论，导致“语言私有化”的现象，这种”语言私有化“现象使得语言不能在公共领域按照公共性的规则来使用，就会出现一些精神错乱或者用词不当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并不被病人自己察觉，因而无法实现自我认识。这样就会导致一种扭曲性的交往行为。并且这种扭曲性的交往会随着特定社会所具有的压抑程度的加深而相应的增加。在此中，语言由对话变为独白，由语言所形成的理解不再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而只是其自身的自我理解——语言丧失其沟通能力，不再具有其中立性，成为表达意识形态的工具。所以，以这种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是一种虚假的交往，一种无效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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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交往的异化现象进行揭示，是为了对这种异化进行扬弃，使整个社会的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行为发展成为社会的全面交往的合理性行为，通过对这种合理性交往行为的建立来重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正常图景。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化”的解决方案，所谓交往合理化也就是使交往行为不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强制干预，从而使交往者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强制的、美好的、轻松的、充满正义的世界上。他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交往合理化”的方案进行了建构。

第一，改变社会的舆论结构。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社会的合理化就是社会运用文化上现成的合理性结构来改造它的基础结构。”2使交往者能够在没有权利操纵、没有文化压抑的世界上生活。他赞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得资本主义能够以合理化的借口对人进行统治。哈贝马斯在肯定韦伯提出的合理化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合理性本质上是通过对话以及交换意见达成的，这个过程并不关注于目的而关注于相互了解的对话过程。然而，在现代社会，目的合理性的强制性取代了生活世界进行对话的原形。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随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对生活世界的介入，公民的政治生活逐渐丧失了自主性，变成为对政府的盲目服从。而且国家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舆论权利，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使其政策受到欢迎。这样，人们之间的交往在受制于语言的同时，还受到社会权利和制度的制约，从而导致一种异化性的交往。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一旦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就会导致虚假的合理性舆论。所以哈贝马斯试图扫除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迷雾，还原人们的真实意识，最大程度发挥舆论的作用，使公民的个人舆论不再受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等权力的干预，是这种舆论能够独立地、真正代表民众的意愿。

第二，提高“道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包括文化、社会和个体的，交往行为在其中运行的境遇。在其中，生活世界的文化知识、社会和个性结构这三者相互联结，形成一个关系网，并储存信念。所以，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由知识所组成的，并且这种知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交往行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提出要建立一种“理想的语言环境”，既是希望通过语言交往，从而相互理解，达成彼此意见一致的目的。而要建立一种理想的语言环境，必须首先要重新构造这种理想语言环境所必需的条件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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