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人类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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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院 生物技术02级 余婷 20012312

进化论对于人类学的影响



前进化论时期与进化论

在开始谈这个题目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一点，就是人类学理论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是随着人们认识社会，对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步深入思考的结果。而人类学（理论）史则是这一过程的全部体现。在理论学派与理论学派之间，我们不该将其割裂开来，我们所需要意识到的是，理论范式的变化代表着我们审视世界视角或者对以往认识途径的反思。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将在以下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加以综述。努力将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化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潮变迁结合起来。



关于第一个人类学理论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出现，学术界主流的观点都是将起于生物进化论以及随后出现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其实人类学是以一门科学的面貌而出现的。在这之前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话题。而在17世纪前后，科学（确切的说是“技术”）获得的极大突破，至少在成就上看是这样的。哈维关于人类“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以及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人体解剖的合法化，使得人们对于“人”的讨论从纯粹的思辩转变为实际的研究。从人类的器官研究——正确的描述，功能的发现，到人类心智的本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不但谈论了人类情感、感官以及体验之间的联系；休莫也讨论了思想与人类经验获得之间的联系；笛卡尔也乐于对人类精神、智慧发表看法——这导致了之后盛行一时的“机械论哲学”；当然还有康德热衷参与的人类理性思考，以《实用人类学》为代表。但这代表了“前行为科学”时代，人们基于自身的体验而对我们的意识、行为以及经验的产生加以思考的结果，但也为之后“文化人类学”讨论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人们对世界只有及其模糊的看法，以致传说、神话，甚至道听途说仍然与传教士、水手的信件、旅行随笔及见闻录混淆在一起。拜地理大发现所赐，欧洲人此时已经达到了美洲、亚洲、大洋洲，旅行者的记录一点一点拼凑着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人类历史上最近几个世纪是欧洲人所向披靡的时代，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成就，人们需要用一种合理的理论加以解释，于是社会进化论从生物进化论中加大借鉴。斯宾赛的功绩不可忽视。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同源就不言自明了。这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可以窥见端倪了。浏览启蒙时期的著作后就可以发现，当时反对专制统治的鼓吹者在引用“异文化”知识来批判本土社会上是不遗余力的。其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论法的精神》、《风俗论》、《哲学词典》最为出名。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讨论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工作。但这也导致一些谬见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想象，直至鸦片战争前还有不少欧洲人沉浸在来自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完美统治的描述幻想中。当然在这一时期还存在过关于有色人种是否是人类，这类貌似学术的讨论。由此可见，人类学的确来自蒙昧。



进化论的出现给这些浩繁的不同文化的材料一个分类整理的文件夹，在一个树型目录下，所有的资料可以顺利的被归类与整理。这其实与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动物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在技术迅速发展的近代世界，每日数以万计的知识被“创造”了出来，知识的辞典每日都需要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化论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分类法。进化论是科学的思想，统治人们思想一个半世纪直至今日。给新的时代一个替代过去最好的理由，同时也是征服与掠夺无需忏悔的“赎罪券”。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所有的思想家都一度成为其信徒。其中包括马克思、尼采等人。



进化论之所以出现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并被人类学奉为第一种理论范式，或许是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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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需要一种可以包容一切的大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当时曾被认为发展到了尽头，牛顿力学体系理论可以解释宏观的行星运动，也可以在微观世纪中运行（替代了阿奎那以来的宗教宇宙观）；热力学为制造业提供了动力；已经没有人迹不至的土地需要地理上的发现。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革，一切经历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的变革，如何定义这个时代，“进化”一词是对此最好的解释。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也需要一个“牛顿体系”来进行宏观的解释，进化论不但属于人类学，而且属于整个时代。



人类学进化论的特征是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级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可以加以比较衡量。这种论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完美的。然而，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动摇。



进化论更富实践性的一点是，在遗传学实现突破性发展之前，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实际上是交由人类学（某种类型学、人体测量学）来进行的，其理论前提就是进化论。某块古代人科动物的骨骼究竟是属于人类的祖先，还有人类的远亲，是靠比较其与现代人还是黑猩猩的骨骼更接近来判断的。其中的困难要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会出现“辟尔唐（Piltdown）人骗局”——事实上光靠肉眼确实难以区分古人类与高级灵长类动物的骨髓。进化论对于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



爱德华·泰勒与摩尔根的努力给人类学烙上了进化论的印记，他们给人类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关键词：文化、家庭、亲属制度（称谓）、社会。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至今仍是人类学的核心。泰勒以其最著名的“文化”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culture a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belief, art ,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而广为人知。



摩尔根则是因为马克思的大力鼓吹，才成为至少国内最知名的人类学家。在那个年代，也只有他的人类学思想在国内可得幸存，他的“原始社会分期法”应该不仅被人类学界内的学者所熟知。



但当我们暂时将“文化人类学”的教科书放在一边，将人类学还原到其出现之时。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越来越多的人种、文化类型，出现在探险家眼前，此时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新出现的状况提供更合理的解释。旧的世界观被颠覆，新的、更完善的解释体系被创造出来。如何解释在新的世界里，不同长相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独特的神灵。新的体系——更包容的解释体系创造了一系列配套的解释话语。“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这和矿务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工业进程的需要，矿务产品作为燃料与被加工品而被发掘。保存史前动植物遗存的化石大量现世，其中最多的是植物化石，其次是早期海洋动物，陆生动物的化石，在极罕见的情况下，灵长类动物的化石——其中更少的则是早期人类的化石——也被发现。于是这一些资料给了热爱思考的人们想象的素材，这给了进化论的思想者又一线索。在人类文明史之前，地球生命史曾度过了无数的岁月。然而，在新技术出现以前，人们对地球的年龄估计得过于保守，几百万，或者上千万年都不足以描述地球的实际年龄。那就更不要说，对于人类史前史的估计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地球上最古老的有文字记载的埃及文明出现以前，人类已经在“文明”的门槛前徘徊了许多时候了。最恰当的解说是，我们的文明史只占整个人类史的1％还要少得多（当然这种思想的出现还要等到更晚近的时间）。



但这种新的发现至少给思想家一些足够的启示，从我们上溯无数的世代，在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祖先，而那些发掘出的古代人类的遗骸以及生活留下的痕迹就是证明。同样，将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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