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读小说伦理过程中作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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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读小说伦理过程中作者的地位

摘要 伊格尔顿曾经把西方文学研究理论的总趋势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的阶段；专注于文本的阶段；向读者转移阶段。而实际上后两个阶段是在逐步的消解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褒有贬。但是客观来讲，巴特的这一完全消解作者权威的说法在现实中还是站不住脚的。本文通过在解读小说（伦理方面）时作者所起的作用来说明“去作者化”的不可行性。



关键词 作者之死；小说伦理；现代文阅读

一、作者是如何“死”去的？

在早期，文学研究是围绕作者展开的。在文学观念中，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最典型的体现在以作者为中心。人被认为是文本创作活动和阅读活动的主体，文学文本由作者创造，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生活融入到作品中。因此，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往往获得很高的文化地位与不朽的名誉，作者的意图被认为是文本的“意义”基础，文本表达着作者想让它表达的意义。各种作者传记更是把作者的所有情况与其作品联系起来，“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1]’”。而批评家的工作重点就是通过研究作者的生平，探究作者成长过程中的所有信息，以便从中发现线索，找到作者在文中埋下的意义，找到作者个体的与历史的写作契机。[2]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又译圣·佩韦）主张文学批评的重点是作家而不是作品。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应重点研究作家，揭示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3]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意识到作者主体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大大地削弱了文学作品本身的重要性。所以批评家们着力于确立文学研究独立于作者的地位，开始强调文学的性质与目的，因此出现了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本批评理论。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形式，是“文学性”。雅克布森认为，只有“文学性”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批评家的使命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文学性”。[4]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具有文学性可言。[5]基于他们对于文本语言的高度重视和对于形式的密切注意，自然不会去关注作者本身。他们把技巧或手段看作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而二十世纪流行于英美的新批评同样也注重文本，有人称它为“本体批评”或“文本批评”。[6]艾略特把认为文学作品是客观的、有机的、独立的。他反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和印象主义的批评观念，认为诗歌并非诗人用来表达自己情感和个性的工具，而是客观事物的象征。他认为应把文学批评的焦点和批评家们的注意力由作家转向作品：“将兴趣由诗诗人身上转移诗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企图：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7]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在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都是在语言系统的结构之下传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对言语、语言的区分和对于共时语言学的强调，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他们本身所决定，而是在一个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由语言结构系统所约束。[8]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这三者的研究重心已经从之前的作者身上转移到文本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读者反映理论，更进一步扼杀了作者的地位。



接受美学是注重读者接受能力的一种理论。伊塞尔的文本接受理论接受了现象学文学理论，特别是罗曼·茵加登的“阅读现象学”理论的影响。茵加登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物理的实体存在，在经作者加工完成之后需要读者的想像加以补充，使其成为仿佛是确实存在的和充分确定的实在客体。伊塞尔接受了上述思想并做了更大的发挥。他认为，文学研究应重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本文只提供‘程式化了的各方面’，后者促使作品的审美对象得以形成” [9]。在伊塞尔看来，“作品”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相遇和交流过程中，是读者与作者共同的产物，因此，它既不纯粹是文本中的现实，也不是作者主观态度的产物。



至此，作者在文学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淡出，但是作者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出现在批评家们的笔下。所以，作者还没有真正“死亡”。而接下来罗兰·巴尔特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才是从真正意义上宣判了作者的死亡。



自20世纪60年代末，“作者”作为文本的起源遭到了许多结构主义者的质疑。在巴尔特看来，“作者”已经失去了过去所认可的对其作品的自然权利，而让位于“写作”，而写作是一种非实体、无主体的言语活动。因此，传统文论中的作品生产者与作品“意义”创作者的“作者”必须“死亡”。巴尔特反对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的神话”。他认为，“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事件一经叙述，便开始了“象征活动的练习”，而声音则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而写作的开始就是“作者”不再是文本的中心，不再担任传达意识形态的职责，不再向世人和社会说教，不再引领时代，不再是全知的天才，不再企图成为无与伦比的创造者。[10]巴尔特认为文本是一种“编织物”，一种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文本并无原始写作，各种引证都源自“写作”的人所在的文化和传统。所有的表达和文本都是早被既定的语言秩序写就了的。作者就好像在早已编定的语言大字典里抄写。因此作者只是文本的“抄写者”。只是对过去的文本进行重新混合与重组。而这样转抄的文本失去了原创性，传统意义上的作者的个性、性格、情趣和审美爱好都全部消失。巴尔特强调，“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在于其目的性之中。”而写作的目的即是读者。所以我们应该关注读者。巴尔特在文章的末尾再次强调了“读者的诞生应该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



二、解读小说论理：“去作者化”的危机

以上所提到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和读者反映理论，似乎都在提倡一种完全自由的阅读方法。批评家们似乎都习惯于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作者意图，以颠覆性的方式去解读一部作品。其积极作用是它将文学创作当成一个向读者开放，由读者解释的延展性过程，从耳突破了“作者中心论”和“作者决定论”的局限。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以下就阅读小说伦理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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