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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的我随笔
《祝福》中的我随笔
从鲁迅先生的《祝福》问世以来,多数人对作品中的“我”这个形象的理解倾向于:为人善良有同情心;怕负责任,软弱无力;串起情节,见证事件……我认为,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我”,还应该结合创作者的特殊情感体验及作品的创作意图。
品味揣摩——撩开“我”的性格面纱
细读作品中与“我”有关的文字,揣摩“我”这个人物,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我”的身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从祥林嫂的问话就可以看出来; “我”和鲁四老爷不是同路人,因为“我”虽然住在鲁四老爷家,可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因此“决计要走”;
“我”有些善良,但主要还是只图自己清静,有点不负责任。从“我”与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有无的对话可以看出来。本来以为自己的话可能对祥林嫂造成伤害,内心很是不安,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顾及祥林嫂,并且认为“即使发生什幺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即使在不安中,还是想到自己的享受,忘不了“福兴楼的清炖鱼翅”,即使“只有我一个”,也是“不可不吃的”。
文中多次出现的“决计要走”……
以上可看出“我”不单是贯穿文章情节的线索角色,更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我”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界限分明,可“我”面对社会的牺牲品——祥林嫂,虽然同情却又不负责任,逃避责任,显示出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所以在促成祥林嫂死亡的众多因素中,“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较探究——触摸鲁迅的思想脉搏
比较《故乡》、《祝福》两篇文章中的“我”,我们还不难发现: 1、两个“我”的行踪非常相似:
都是先回到故乡,然后又要离开故乡,这是巧合还是匠心?“我”的最终“离开”,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
我们明确的答案——这种构思形式在鲁迅的作品中很常见,即“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回乡都是回到“鲁镇”,回到鲁镇之后,“我”都是清醒地意识到“与鲁镇不相容”——《故乡》中“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祝福》中“我”与鲁四老爷的话不投机,对祥林嫂命运的无可逆转——最终只好离开,并且结果也只能是这样。这是必然的——作为少数清醒的“呐喊者”,作者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而作品中现实故乡的丧失其实就意味着精神故乡的无所寻觅——“‘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者”。
2、两个“我”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但性格又截然不同: 一个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另一个却在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故乡》写于1921年,《祝福》写于1924年,这是对相同革命背景下不同知识分子的描摹,还是作者另有用意?这就要参考作者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思想与心态。
《故乡》收在《呐喊》中,作者在《呐喊·自序》中就直言“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由
此可见《呐喊》一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和国人灵魂的扭曲,另一方面更显示出“五四”时期鲁迅的战斗姿态——为前驱者呐喊助威。鲁迅自己也评价《呐喊》是“遵命文学”。这样看来《故乡》中的“我”就是作者“助威”式的主观意识的代言人。
《祝福》收在《彷徨》中,创作时期正是“五四”退潮期,也是新文化阵营分化期,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疯狂反扑,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右翼分子开始分化出去,中间派处于动摇彷徨的状态。《彷徨》与《呐喊》的创作题材不同,更多地聚焦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指出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正直的,却又是软弱的;他们充满理想,却又缺乏毅力;他们曾经和封建势力战斗过,可是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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