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庶民者国之本,上溢而下漏

2023-03-03 01:04:11   文档大全网     [ 字体: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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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自《司马法·仁本》:“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单单理解后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虽然是安定的,但要居安思危,不能只贪图享受,那样,迟早会发生危机。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加强国防意识。一个国家虽然现在可能是太平的,没有战争与动乱的发生,但如果就因为这个而忘记了战备,就一定会产生危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在于社会的安定和谐,社会安定和谐能够让人民更加富足,人民富足又可以反过来是社会更加安定。但安定社会的保障就是拥有强大的实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强大的军事实力。近年来中国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从表面看似平静安定,可依旧一直存在来自各方面的危机:台湾局势日益紧张,中日、中美摩擦不断,特别是2010年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让人不得不更进一步的要求自己提高国防意识与危机感。用国歌中的歌词,也可以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与理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就想毛主席说的,我们一直在最危险的时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我们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国防意识。老一辈的革命家经历过战争,也总是能很好的理解“忘战必危”的道理,而现在,国防意识的淡化是大多数人们在和平时期容易犯的错误,孟子也说过,“国无强敌外患者,国恒亡。”富贵则思淫,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安定门了下来就会不思进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北宋末年时候,当时北宋的经济整个世界也算是很发达的,人民生活富足,当有了战争的时候也只是一味的退让,最后却失去北方大片的河山,到最后只能安于南方的一隅。清朝末年,清政府以天朝自居,对于外国的枪炮不屑一顾,最后导致中国落后多年,长期被外国列强欺辱。仗可一日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国也不可一日不防,一定都要切实的做到。 二、庶民者,国之本

这句话出自黄石公的《三略》“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依靠贤士和民众。信任贤士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样,使用民众,象使用自己的四肢一样。那么制定政令,就不会有所疏漏。一旦有所行动,犹如身体与四肢相随,骨节相互照应,自然天成,妙合无间。这句话主要是阐述了一种民本思想,要施行一种“仁政”。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性质是什么,但国家的主体是普遍存在占大多数人口的人民,统治者只是少数。统治者只有爱护自己的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与信任,才能更好的巩固统治。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广纳贤才,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与之相对的,便是被隋炀帝杨广,隋炀帝的创举也有不少,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大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最终使隋朝灭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同样也反映了一种民本思想。我们通常用这句话来表示: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统治者既是战争的总指挥,也是政治上的领袖。“民心向背”


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要“得其心”,就要求统治者关爱和保护人民,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人民所希望的是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民心归服、天下归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三、上溢而下漏

这句话出自《荀子·王制》“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篋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則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这一段话的意识是实行礼义的人就能成就王业,治理政事的人就能使国家强大,争取民心的人就能使国家安定,搜刮钱财的人就会使国家灭亡。所以成就王业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现霸业的君王使武士富足,仅仅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要灭亡的国家使国君的私囊富足,仓库充实。私囊已经富足,仓库已经充实,但是老百姓贫穷,这叫做上面往外淌,下面全漏光。在国境内,不能守住国土,离开国土,不能跟敌人作战,那么垮台灭亡的时刻就会到来。上溢而下漏,通俗的理解便是上富下贫,国富却民穷。孙武在与吴王的对话中,预测了晋国四大家族谁先亡国(四大家族的分封国)这是历史上最准确的预言之一,孙武的预言的根据很简单,国穷民富者长久,国富民穷者短命。斯密视国富民穷为暴政,秦、隋的暴亡即是因为此,秦取六国以奉一国、隋灭亡时首都存粮还堆积如山,而人民吃草根树皮。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都背了一屁股的债,只为保证老百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典型的上溢而下漏有北宋王安石变法,虽然现在论调说他们的变法是伟大的变革。还说是触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但像司马光苏东坡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反对,难道他们都是没有操守的人吗?的确,在神宗年间,北宋政府财政是很困难,但经过王的变法,政府是收入不少,但却是以损害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到宋徽宗国库收入很多,才让这个浪漫天子放肆地挥霍。上溢而下漏的结果便是百姓哀怨,却无人问及,国家越来越富,民怨也原来越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是只写在书上给孩子们读的,它是永恒的规律。国家富有了,大的情况是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少,小的是人民手里的钱财与富足的途径越来越少。最终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越来越大,影响统治者的统治。 四、以礼和刑作为治军的基础

这句话最早的的体现在姜尚的《司马法》中提及。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即治军要以“礼”和“刑”并重。以礼治军,“礼”在古代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上下名分、尊卑贵贱准则的集中概括。另一方面,“礼”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而“刑”又是法律的形式,指的是刑律,刑法,也就是法令规章制度。而“刑”的确立与制定又约束人们能够能够以礼行事,礼和刑直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礼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刑则从消极方面来规定人违礼以后如何处罚。礼主要是以教化为主,使人们自觉遵守,如果违背了礼,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对两者关系的概述。而礼和刑用于治军上便体现在治军的方法与形式。以礼治军一方面体现在对内要求士兵服从统兵将官的指挥,通过训练教化等方法,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能够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对外体现在能够消灭有碍于“礼”的各种人或事,维护社会“礼”的风气。总的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为仁”,提高自身的素养,行为要回复到礼之质“义”上,按公义、公理来办事,并维护礼的存在。以刑治军,也可以理解为以法治军。军纪军法是随着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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