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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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卢文辉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 文汇报 》 2013年 12 月 23 日 11 版

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创办于上海。成立之初，商务只是一家小印刷所；1902年，张元济进馆主持编辑业务，与创办人夏瑞芳等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聚集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努力书林，开启民智，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出版业的先驱，并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商务办教育是近代先进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和人格心理等方面不断摆脱传统势力的影响、不断追求变革以及为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国家富强作出的文化选择。

商务印书馆诞生之际，中国社会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时在甲午对日首次战争挫败后三年，戊戌维新前一年，中国在创深病巨之际，酝酿革新运动。此一运动以办理新学堂、从事新教育为中心……商务印书馆……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一百多年过去了，商务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商务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早已得到公认，但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尚未得到深入研究。笔者以为，商务在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在于它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扶助各类教育，“出书、出刊、出人”，以文化出版机构的社会角色，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画卷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从1897年至1949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商务印书馆伴随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诞生与创业阶段（1897-1902）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集资3，750元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商务印书馆，最初仅经营印刷业务，不久即先后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以及《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等中英文对照读本，用以满足当时社会上学习英语、进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需要；1900年接盘日本人所经营之修文书局，“凡大小印机，铜模，铅字切刀，材料，莫不完备，于是大加扩充，宛然成一有规模之印书房”，并开始首次在我国采用纸型；1901年，张元济、印有模投资加入，商务资本增至5万元；至1902年，张元济进馆，设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并接替蔡元培担任编译所所长，自此商务从印刷机构正式成为出版机构。

二、发展与鼎盛阶段（1903-1931） 1903年，“当时闻有日本金港堂欲在沪设立印书馆，资本极为雄厚，本馆鉴于当时之中国印刷业颇形幼稚，绝难与日人对抗竞争，只有暂时利用合作之一法，以徐谋自身之发展，乃与商定，各出资本10万元，并聘请日本技师襄助印务”，于是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吸收日资，改进印刷，资本增至20万元，至1914年1月终于全部收回日股，“遂成纯粹本国资本之机关”。这一时期商务充分发挥编译所的核心作用，以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为主，翻译出版了大量政、经、哲、史、文等西方名著，其中以严复译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林纾译的小说影响最大；在教育实践方面，开办了一批学校，其中以尚公小学最具代表性；此外，还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著名期刊。至1913年底，商务资本增至150万元，已初具出版业大家气象，发展成为国内第


一的民营出版机构。

1914年，自日股全部收回后，商务在组织方面重新调整，设立总务处，作为统辖全公司的最高机构；同时根据业务分工，逐渐建立了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的组织系统；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前，商务达到鼎盛时期，全公司职工约四五千人，编译所人员达240人之多；发行所在全国和海外共有36处分支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并设立西书部，销售原版外文书；印刷所在上海有5个工厂，北平、香港各有1个工厂；另有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养真幼稚园，并创办平民夜校、励志夜校、函授学社、商业补习学校；成立国光影片公司（前身为活动影戏部），拍摄电影；有华东机器厂（前身为铁工制造部）制造印刷机器，并发明、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汉字打字机——舒震东式华文打字机；有中国商务广告公司，承接国内外客户制作电影广告和在沪宁线、沪杭线铁路两侧作广告；还有工场（博物部）制作教学仪器和标本；这一阶段商务陆续创办发行的期刊达20种之多，其中《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自然界》被称为“十大期刊”；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丛书和辞书词典。据统计，截至1931年底，商务历年出版图书（杂志除外）8039种，18708册，占全国当时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以上。企业规模居当时亚洲第一，成为一个庞大的出版文化教育综合体。

三、受损与复兴阶段（1932-1936）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焚毁，当时号称世界第二的大照相机亦毁于炮火，东方图书馆所珍藏的46万册以上的中外图书片纸无存。商务经此浩劫，损失巨大，被迫停业，解雇全部员工。董事长张元济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刚刚上任一年多的总经理王云五认为：“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懦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可为民族之耻……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失，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谨。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嗣后在《商务印书总馆复业启事》中，商务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废墟中收拾余烬，重整旗鼓，努力复兴。自8月1日起，实行日出新书一种，继续其36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到1933年8月，整套小学、初中用的《复兴教科书》及教学法已一一出齐。与此同时，商务还组织了大学丛书委员会，编印《大学丛书》；设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投入重建工作。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东方图书馆已积存资金20万元，书籍12万册；从1932年10月起，先后复刊《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教育杂志》也于1934年复刊。截止1936年底，商务的资本恢复到500万元，实有资产也接近“一〃二八”事变前的规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成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以来新出版物最盛之一年，据统计，全国当年新出版物总数为9438册，商务一家占4938册，超过全国的一半。

四、守业与衰落阶段（1937-1949）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重燃战火。从1937至1941年间，商务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坚持生产，维持书籍出版；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设立香港办事处。这一时期内，商务在1939年4月的董事会上提出“大部力量印销教


科书，一般书籍侧重于适应时代需要与辅助现时教育者”的出版方针，继续出版《大学丛书》，印行《辞源》正续编合订本，编印《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简编，以及一批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据张人凤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商务在沪、港两地共出版新书2352种，3695册；大部书9部，3266种，4698册；各类教科书155种，247册。从1942到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商务在再遭打击的情况下，仍勉力维持，自1942年3月起，在重庆恢复每周出新书一二种，重版书三四种，并逐渐增加。到1945年，商务在内地共初版、重版图书1000多种，编印了《中学文库》400册，出版了《王云五新词典》，并于1943年复刊《东方杂志》，1944年复刊《学生杂志》。

1945年8月15日，全面抗战胜利。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于1946年由重庆迁回上海，张元济在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商务印书馆九年之报告》，强调“本公司创业历五十年，对文化教育之贡献，不遗余力，而我国战后教育关系尤巨，辅助推进之责，更不容辞。惟有秉已往职志，再接再厉，力图复兴”，再次表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方针。然而，终因局势维艰，元气大伤，由盛而衰，再也无力恢复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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