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从人的自觉到问的自觉

2022-04-09 23:27:28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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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从人的自觉到问的自觉 ——读李泽厚《美的历程》

如先秦时代有诸子百家，魏晋虽处在社会动乱时期，却“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微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却是空前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离不开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大背景。魏晋时期，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站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一切都是其意识形态根植的土壤。“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思想领域比较自由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于是随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攒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的被送上刑场···这些门阀贵族们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斗争中···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于是在文学领域，他们尽情抒发“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这实质上标志着一种认得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然而，正如马克思曾说过，新事物刚开始发展的初期，都会遭到旧事物的扼杀。于是，产生在陈旧礼法与这种新观念之间的思想对立及争斗之激烈可想而知。政治迫害不可避免。嵇康终于被杀，阮籍也险遭不测。他们的境遇无不凄惨。然而，新事物终于战胜了旧事物。“竹林七贤”成了理想人物。“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他们高谈老庄，满怀哲意，以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们。”“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收到了尊敬和顶礼。”这其实就是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表现在文艺美学领域则是文的自觉。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后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而是表达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和品格，从而刻意为文。”这种文的自觉是适应当事人的主题所产生的。“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曹丕讲：‘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他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与他对人生‘不朽’的追求是分不开的。”“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的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长久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问题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他鲜明的标示了

文的自觉。”“陆机的《文赋》便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里做了专门描述和探讨。钟嵘的《诗品》以近代诗人做了艺术品评，并再次把引用情性（内容）的诗（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经术儒学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开来。刘勰《文心雕龙》则不但专题研究了象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并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虽然“六朝山水诗以自然作为人的思辨和观赏的外化或表现，使主客体仍处在对立的局面”，然而“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文学形式自身却积累了，创造了格律、语汇、修辞、音韵上的种种财富，给后世提供了资料和借鉴。例如五言诗体，便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的，它不仅使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同时又使汉代的杂言（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子）规范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言律所超越。再如六朝骈体，沈约的四声八并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调的对称、匀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做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以当时起讫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文的自觉，还体现在具体创作上，批评上。”“从曹植开始，讲究诗的造词和炼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昌绿池”），对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音调和谐（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等，都表明他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世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钟嵘诗品把好些并无多少内容，只是雕饰文辞的诗家列为上乘，说明当时正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总之，魏晋时代，是人和文的自觉的始端，人的主题，以各文德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文的表现形式也反映了出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