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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是一组组诗,共五首,大约作于晋安帝义熙二年(405),诗人自彭泽县令卸职归隐后不久。该组诗的情感基调和思想内容和《归去来兮辞》基本相同。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他和他的诗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高中语文必修一所选为该组诗的第一首。这里要谈的是教读这首诗的一些感受。
这首诗是本组诗的总纲,集中体现了诗人归隐田园的心态和自得于田园生活的悠然情态。全诗用强烈的对比手法,以入俗之苦形容自己的田园之乐。诗的前八句言入俗之苦,讲到自己自幼与世俗不和,喜欢悠游与山水之间。后来为生计所迫,入宦海中沉浮,一去就是十三年。(原诗“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因诗人自太元十八年(393)为江州祭酒,至义熙元年(405)辞彭泽令归田,是十三年。此诗写于归隐后的次年,正好是十三年。作为诗歌的欣赏,当然也可以把“三十年”理解为言其时间长。)诗中一“误落”,饱含不得已的情感,说明在这段时间里,诗人在精神上经历了无穷的苦恼,像笼中的鸟,似池中的鱼,渴望着已经失去的自由。后十句主要讲归田园之乐。在饱尝羁绊之苦之后,一旦回到了田园,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美好。环境是宁静优美的,“户庭无尘杂”;心境悠然自得,“虚室有余闲”。这种守拙返朴的田园生活与巧伪百端的世俗生活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最后两句点出全诗主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全诗几乎纯用口语,词意平泰,情景交融。其中虽不乏袭用前人成句,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明显由古诗“胡马思北风,越鸟巢南枝”以及陆机的“孤兽思故薮,羁鸟悲旧林”等句化出;“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则几乎完全袭用汉乐府《古鸡鸣行》“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巷中”的成句。但陶翁以己意驱遣,一气写来,如大匠运斤,金无斧凿之痕。今读此诗,仿佛面对这位平静庄严的老者,倾听她娓娓叙说。难怪元好问 说“此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天然”和“真淳”的确是这首诗之所以享有千古盛名的关键,因为诗歌是心灵的艺术,唯有真诚,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唯其天然,才能历经千古而常新。
先说情真。陶渊明归隐是出于他对自我人格的珍惜和认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归去来兮辞》中的“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强调的也是这一点;他此后漫长而艰辛的农耕生活,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归隐,不是为了博取高人名士的虚名,也不是为了东山再起,作为谋取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在陶翁生活的时代,做官与归隐是当时封建士大夫的双重特权。他们一方面高官厚禄,锦衣玉食,一方面高谈性命,崇尚隐逸。既超脱,又优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进退自如,保持着精神上的心理平衡。士大夫的这种双重特权,正是封建皇朝所需要的。因为隐士可以为封建皇朝粉饰太平,又可以作为官僚的退路,以调整封建官僚机构的内在机制。《晋书. 桓玄传》说,桓玄篡位以后,他“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仕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当时像这样的“充隐”之士也不少,与陶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遗民就是例子。周续之后来应刺史檀韶的“苦请”,终于出而讲《礼》去了;
刘遗民虽一直遁迹居山,与东晋高僧慧远讲论佛经,过的依然是封建士大夫精神贵族的生活。真正为了维护自我人格的相对完善,实践“忧道不忧贫”的儒家信条,而不是为了宗教信仰的原因,退而归耕,老死而不悔的,千古以来,陶渊明一人而已。陶渊明以其高尚的人格征服了无数后人,他的诗歌真实的反映了这种精神,所以获得了如此深远的生命力。
再说景真。这首诗极力描绘的是田园生活中宁静美好的一面,你看:几亩地、几间屋、几株树、几丛花,远丛近烟,鸡鸣狗吠,这一切都极琐碎,极平常,然而又极亲切,极真实。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俨然一幅“小同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 牧歌式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喧闹、没有斗争,没有苦难和不平,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切难道是真实的么?根据史书的记载,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政治矛盾异常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宁的年代。一方面是“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著名的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发生在隆安三年( 399)。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又争权夺利,连年征战。先是王恭、殷仲堪与王国宝的兵祸连结,接着又是桓玄、刘毅、司马修之间的连年火并。陶渊明生活的江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乃至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到处是一派惨败景象,陶渊明不去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而极力描绘牧歌般的田园生活,难道这可以说是真实的么?我以为这仍然是真实的。因为它真实的反映了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与黑暗现实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陶渊明作为一个田园诗人,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理想的”而不是“写实的”。他在这里描绘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不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景象。當时饱受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劳苦大众, 不正是向往着这样的理想社会么?说它真 实,指的就是这种理想 和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让千百年来的读者为之激动,原因就在于此。彻底的否定,往往并不表现为直接的批判,而是另外树立一种全新的与之相反的价值标准。那些绝是绝非的直接批判,往往是过于执着的缘故。嵇康、阮籍的蔑视名教、非圣元法骨子里是他们太执着于所谓的名教和礼法;杜甫写《三吏》、《三别》,也是为了“致君尧舜上”,所谓爱之深,才能恨之切。陶渊明则不然,他在十余年的宦海风波中,看到了太多的丑恶,他似乎已经没有兴趣再去评说它。他貌似静穆,貌似超脱,其实充满着一种对理想生活的强烈向往,而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最彻底的否定。他以自己理想的价值标准否定了世俗的价值标准,难道这不是最有力的批判吗?我们就可以知道,陶翁虽然经常以”羲皇上人”自居,其实,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他所生活的 东晋社会。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确是直探心源之语。
说它真实还因为,这首诗不仅表现了陶渊明的理想,还准确的传达了陶渊明当时的情态。由于为生计所迫,陶渊明在世俗的尘网里苦苦挣扎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他有悔怍,有自责,有烦郁,有“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种种苦恼。在他的潜意识中,时时浮现出田园生活宁静而美丽的情景。这真是一种“野性”的呼唤,自由的呼唤。一旦脱缰归来,触处皆新一切都是那样美好。王夫之所谓“情中景,景中情”,陶诗的景真,还是由于他的情真。王国维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写的正是真景物,真感情,是有境界的上乘之作。
陶渊明此诗的成功,正因为他展示了一个开放性的人生主题。诗的最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这一概念,在东晋士大夫之间,本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创见。但陶渊明的自然观,与当时流行的放浪形骸的寄生哲学明显不同。从这首诗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自然之趣,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其精神实质,确是以农耕的实践去谋求与自然冥合无间的健康的人生理想。所以这首诗才显得如此生动明快,欣欣然有生意,毫无一般玄言诗的孤寂之感。这种自然观与空谈性理的玄学不同,它本身就是 一开发性的永恒主题。后人可以各凭自己的经验、感受去体认它、充实它、延伸它,使之成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艺术整体。自从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人与自然的矛盾便是一对基本矛盾,人类以自己的劳动不断的去征服自然,自然则以其不可抗拒的法则,借人的双手,编制一张弥天大网,反过来束缚人类。这张弥天大网无处不在,几乎自人类伊始,人类就不断的遭受到这张大网的羁绊与压迫。这种羁绊感 和压迫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速而与日剧增。它给人类社会分化,也给文明人的精神世界带来无穷的困扰。马克思早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所揭示的人性的“异化”,西方法兰克福的所谓“单向度的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所谓“原欲”,所指的莫不都是这一对基本矛盾在人类心灵投下的阴影。陶渊明以其自己的经验,感受到这一基本矛盾,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方式,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这种努力本身,就给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力量。一千多年来,许多人读陶渊明的诗,犹如烦暑中步入丛林,焦渴中骤遇清泉,其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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