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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的记忆
郑启五
2004年春天在北京公务期间，抽空观看了整修一新的中国美术馆，上一回光顾是1997年了，好一个八年之痒。新门票20元，是一张光碟，“光碟门票”新颖别致，可以回家在电脑上漫漫回味。馆内所展，也物有所值，因为我赶上了“馆藏美术百年精品展1900-2000”，好多在画册和明信片和邮票上熟悉的美术作品都“放大”成原图或真迹争相扑进眼帘：在于非暗的1953年所绘的《牡丹双鸽》图前我驻足良久，与邮票上他的《黄鹂玉兰》风格一致，但更为精美；而潘天寿的《灵岩涧一角》真迹令我久久不忍离去。浙江美院油画系教授蔡亮是唯一入选展品的厦门籍画家，他的大型油画《贫农的儿子》描绘的是两个农村少年向行军中的毛委员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角度独特，极富生活的情趣。我记得好像在1964年的《少年文艺》上刊载过，当时的画名似乎是《“我要参加红军”》。一幅画能给一位读者留下四十年不灭的印象，这本身就是艺术的奇魅。蔡亮教授已去世多年，故乡厦门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与他人合作的另一幅大型油画《三军大会
师》于1997年被搬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邮票上，可惜邮票票幅太小，影响了原作充满激情的史诗般的艺术风采。厦门图书馆编撰的《厦门人物辞典》百密一疏，关于“蔡亮”的辞条可谓遗珠之憾。
最让我感慨的是王德威1964年的油画《少奇同志在林区》，画面绿亮鲜朗，领袖与人民在一起坐着聊天，亲切而自然，如印制成邮票或小型张，不知该有多棒！该画作因为馆藏而居然躲过文革的浩劫，纪念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邮票老是用摄影，真的很不过瘾。
我注意到展出的展品中于文革十年间创作的微乎其微，只有魏紫熙1973年的国画《天堑通途》、关山月1973年的国画《绿色长城》、靳之林1974年的油画《公社书记》以及卫天霖1974年的油画《瓶花》等四幅，都与邮票无关，尽管《公社书记》的女知青形象让我想起1973年发行的编号票《中国妇女》中的“女委员”。在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美术作品的评介中，有这样的评说：“极‘左’的政治路线尤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曾干扰艺术的规律，直至‘文革’爆发，艺术被‘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利用而走向极端。”真是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对我们评介文革和文革前的各类艺术作品显然是有相当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有两幅潘玉良的油画，《窗前的女人》和《周小燕》，经过
影视的渲染，画家本人的身世使得画作平添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印象中，徐悲鸿是画马的高手，《奔马》邮票的发行更强化了这一思维的定势，而这回展出的徐悲鸿精品却偏偏不是马，而是作于1943年的一幅《麻雀芭蕉》图，面对如此水墨精品里如此可爱的小精灵，陶醉的我却又脸红了。记得我曾在散文《麻雀》（见《福建文学》1993·7）里断言，没有画家会去描绘可怜的麻雀。
美术馆里斜戴着黑色贝雷帽的女保安英姿飒爽，穿着大皮鞋在展厅木地板上咯噔咯噔地来回踱步，颇有威风，可惜踩伤了气氛，让人有一种身陷牢房的错觉，我找到一位同样也穿着大皮鞋的负责人模样的先生提了意见。他说皮鞋是美术馆发的工作鞋……
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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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