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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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

龙有龙文化，虫有虫文化。龙文化孕育出了文明先进，虫文化孕育出了落后挨打。龙文化可称之为“黄帝文化”，虫文化可称之为“皇帝文化”。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应该用这两种原因来解答。

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因为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以纠正。为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皇帝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有问题，怎么会有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没问题，怎么会出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悲剧？”简而言之，“没文化，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有文化，为什么会落后挨打？”这是刘明武在《清源浊流：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一书中提出的难题

在古今中外的对比研究中，刘明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是由两种原因即两种文化造成的。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中华元文化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问题出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上，这种失传与变质是中国落后与挨打最根本的原因。理性的文化批判，应该对文化源流进行基本的区分。

刘明武在书中谈到，只要认识了如下几个基点，就可以对源头的中华先贤与中华元文化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其一，与古希伯来文化相比，中华元文化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万能的上帝，也没有出现上帝恩赐的丰美的伊甸园。这“两个没有”决定了中华先贤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定不同于亚当与夏娃。人必须动手动脑，必须发明创造，才能过上好日子。

其二，中华元文化中有动手动脑的典范。没有神，只能依靠人，依靠善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人，依靠理性而智慧的人。中华大地上的难题，都是由人来解答的。

天上的天文由人来观测，地上的洪水由人来治理，火由人钻木制取，巢由人构木建造。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记载里的中华先贤，个个都是用发明创造解答难题的典范。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农耕的耒耜，黄帝发明舟车、弓箭、臼杵……三皇五帝名下都有发明创造的伟大功绩，每一项发明创造都解答了生活、生产中的重大难题。

其三，同样的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宇宙如何演化”与“人生以何为坐标”这两大难题，《圣经》是用神解答的。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包括一男一女在内的整个宇宙。神用十条戒律（摩西十诫）解答了人生的坐标问题。

这两大难题，佛教文化是用一个“空”字解答的。空生四大地火水风，地火水风组成了宇宙，组成了人体。成佛须大彻大悟，悟在何处？悟在空处。孙悟空，这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反映的就是佛教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

中华文化用一个“道”字解答这两大难题。道生天地万物，道为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与“朝闻道，夕死可矣”，两句话一个指向：做人必须讲道理。道为人生观。

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在《圣经》里，神是根本，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可能与神并列并重。在中华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无上，但一个“器”字可以与之并列并重。器有自然与人工之分，自然之器为有形之万物，人工之器为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卫武器。“弓矢者，器也。”《周易》称弓箭为器，称车、称鼎为器。明白道，可以进行人工之器的发明创造。与《圣经》相比，《周易》多讲了一个“器”字。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难题：一是宇宙如何发生？二是人生如何度过？三是如何发明创造？

道器并重的文化演化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先进工具，一项项先进技术。道器并重的文化最先孕育出了度量衡、音律、历法、医术、经络。

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样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卫天下。《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进武器，才有威风凛凛之天下。有锐利武器，才能制止强盗的觊觎之心。文化与武化一样都不能少。

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了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的文化变质为伪道无器的文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既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也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少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是屈从与盲从。

《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周易》、《管子》、《史记》中的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种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孔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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