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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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学的研究

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当中总结出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能够准确把握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物质生活及由其所决定的精神生活。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社会精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把握了一定时期特定社会的精神生活实质，也就把握了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本身。所以说，研究以时代精神为代表的社会精神生活对研究一个社会十分重要。而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相对应时期这个社会的哲学。在研究了历史方面的知识之后，我的兴趣转向了对哲学的学习。 哲学的学习开始是从哲学史方面着手的。我学习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相关知识，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兴趣的所在。

西方哲学史的学习，使我对其有了大致的了解。西方哲学高度的思辩性和科学性给我以深刻印象。但使我颇感兴趣的是十七世纪近代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和洛克，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初期的自由主义是英国和荷兰的产物，它维护宗教宽容，反对宗教战争。崇尚贸易和实业，支持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君主和贵族。尊重财产权并进而上升到民主主义，认为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环境的产物。初期的自由主义充满乐观精神，生气勃勃，又理性冷静。它反对哲学和政治里一切中世纪的东西。它这种乐观，理性，上升的特点吸引了我。洛克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始祖，他提出的国家起源，国家目的，分权理论和政府解体说等思想，推动了后世自由平等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面临严重危机。法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继文艺复兴以后，开始掀起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宗教神学及其政治制度的思想运动，即启蒙运动。我就被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法学派所吸引。特别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在哲学上相当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我花在了中国哲学上。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天然亲近感吧！哲学方面的主要兴趣我放在了她的身上。而对于全体中国传统哲学来讲，我研究的重点和兴趣主要放在了先秦子学和明清实学这两方面。

中国古代哲学自诞生以来，经过夏商西周时期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可以说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纷纷创立独特的哲学体系，就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即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天人之辩”就是其重要方面。所谓“天人之辩”，是指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为关系的辩论。在先秦时代，“天”有两重含义：一指有人格的上帝，一指与地相对的天空。从前者引申出天命，天志等观念，从后者引申出自然，规律等观念。孔子重人道，提出仁智统一的学说（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墨子也重人道，并进一步提出“兼爱”。在天道观上，墨子既讲“非命”，又讲“天志”“明鬼”之类的迷信观念，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老子则着重考察了“天道”。在天人关系上讲“天道无为”，但把“无为”绝对化了。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庄子在天人关系上用自然原则反对人为。荀子对“天人之辩”作了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此时期提出“天人合一”，或许只是当时对“天人之辩”一种的阐释，但却成为后来多数哲学家共同采用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宇宙人生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看成做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这接近于系统论的思维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天人合一”说，还是调整人际关系，以求达到和谐，平衡的理想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科学一个重要特点：对伦理道德的无比重视。此外，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还对人的价值作出了探讨。尽管他们探讨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已涉及到人的类价值，人类何以有价值，最高的价值标准与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理想人格和关于个体的价值这些方面。

以上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早期传统哲学的学习也以此为开端。因为先秦时期的思想不仅辉煌，很多学说也在很多方面成为以后哲学思想的滥觞。甚至可以讲，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造就了中国文明的源头。那时先哲们的一些思想对两千多年后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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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具有启示意义。如我们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和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这些都可以从两千年前先哲们的古老智慧中得到启示。

明清之际，传统哲学同样获得了辉煌的发展。此时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后期，发展到了自我批判与古代传统哲学的总结阶段。在明末清初这个“天崩地坼”的年代，涌现了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之瑜等。他们有的参加过抗清的武装斗争，有的终身隐居不仕，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研究探索。他们有感于明王朝覆灭的教训，看到了宋明理学对社会的危害，并对理学作出了批判的总结。他们的思想虽然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阶层的要求，但某些言论已触及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包含有民主主义的新思想。这批思想家，特别是顾，黄，王三位学者，在批判宋明理学中担负了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总结的任务。王夫之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心物（知行）”关系问题作了批判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使气一元论取得了完整的形态。黄宗羲对宋明理学的总结具有唯心辩证法的色彩，但他的〈明夷待访录〉却开了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先河；顾炎武的总结带有直观唯物论的倾向，但他的方法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为乾嘉学派所继承发展。

我更倾心于此时期“经世致用”的学说。在明末“天崩地坼”的年代，国家民族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而理学信徒却依然“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宋明理学的腐朽性已充分暴露，学者们痛感“清谈”，“务虚”之风对此时社会所造成的祸害，于是便大加批判，各抒己见并此倡彼应，“经世致用”之学风靡一时，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所赏识。它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它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而往往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现实。同时还注重调查研究，此风在明清之际的学者中比较盛行。

也正是受“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我在自己的学习当中贯以这种思想的指导，也深深影响了我对学问研究选择的态度和方向。哲学的学习，正是出于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探究。但谈到哲学和社会在应用方面的联系，这就不能不提到孔德，还有他开创的实证主义哲学，即社会学。对于哲学学习，我的终极目标是使之与社会，与现实相契合，并为之服务。正是对现实社会关注这一始终萦绕于我内心深出的意念，很快就使我的目光在一次回到现实社会。就这样，由于非典肆虐而在家深居书斋的日子里，我接触了社会学。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在社会运行中的重要意义引起了我的关注。

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等，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文化联系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所以，不同时期的社会，是处于不同文化发展时期的社会；不同地区的人们，也是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使社会团结有了重要的基础，同样影响了一个社会的变迁。这从不同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对比中可以体现。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威胁，两国也几乎同时开始了近代化社会变革的进程。但两国的命运却如此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则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除去其他因素，两国在固有文化负担上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中国有沉重的固有文化负担，有3000年左右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社会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容易产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直到新文化运动前，文化中心主义的习惯在中国社会仍具有相当的影响。近代国人称呼外国人为“洋鬼子”，此称谓不但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憎恨，对于先进于自己的人家，同时心底仍然蕴涵着文化层面的蔑视。日本虽然也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仔细地说起来，日本的负担便没有中国那么重，所以就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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