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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论期中论文——论集合行为
首先系统地介绍一下“集合行为”这一概念及其特征和产生条件。
集合行为：又称“集体行为”或“大众行为”，指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的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行为。
集合行为具有以下4个特征：
（一）自发性：参加集合行为的人都是自愿的，整个集合行为在人群聚集场合情绪相互感染，一哄而起。
（二）狂热性：集合行为中的成员情绪缺乏理智，往往采取奔跑、呼叫等感情冲动的非常规方式。
（三）无组织性：集合行为是无组织、无领导的行为，混乱而没有秩序，没有明确的目的。
（四）短暂性：集合行为持续时间短、聚散快，其目的主要是应付突发性事件。 产生集合行为有以下几个有一定顺序和相互联系的条件：
（一）环境条件：一类是物质条件如群众聚集的公共场所等，另一类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二）结构性压力：指经济萧条、自然灾害、失业等社会因素对社会一部人产生的心理压力，部分社会成员企图摆脱这些压力是产生集合行为的原因。 （三）诱发因素。 （四）宣传鼓动者：宣传鼓动者传播信息和传递压力感的工作可以使旁观者经过鼓动而成为实际参加者。
（五）普遍情绪的产生：经过宣传鼓动作用，参加集合行为的人会产生一种普遍情绪如愤怒、悲伤、失望、兴奋、恐慌等。普遍情绪的产生是集合行为准备阶段的结束和行为即将发生的标志。普遍情绪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将结构性压力归于什么原因，不同的归因将导致不同的集合行为。
（六）社会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包括政府的政治、军事、法律机器，也包括报纸、电台、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如果社会控制能力较强，可以阻止集合行为发生，如果无能为力，集合行为就会产生。集合行为是一种大规模的无组织行为，对于现存社会生活秩序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于冲破陈旧的、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规范，集体行为又具有积极作用。 下面主要从几个事例中具体讨论我们在集合行为中的种种表现，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事例一：“非典”期间人们产生的普遍恐慌心理。
由于“非典”爆发初期，抗击“非典”的药物还没有被研制出来。面对高致病性并且高传染性的“非典”病毒，很多人都产生了恐慌的心理。人们疯狂地抢买板蓝根或感冒冲剂等被传为可以预防“非典”病毒的药物。导致有一端时间很多药店对于板蓝根的供应出现了缺货的现象。其实那些被赋予神气力量的药物只是一些平时最普通的治疗一些小疾病的药物。“非典”后期的调查更加证实那些药物的疗效对预防“非典”并没有特殊的贡献。恐慌心理在人们胡乱买药的表现中被明显地体现出来。
由于“非典”病毒的爆发，使人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打击。人们主要惧怕“非典”病毒的高致病性，并且在很长时间当中人们没有看到抗击新药的出现。这使很多人对抗击“非典”丧失信心，逐渐产生恐慌心理。在事件初期，人们并没有对“非典”产生太多的恐惧。只把它当作一种被新发现的普通的疾病。它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但当世界各地陆续发现高致病性的“非典”病毒，而
且病毒造成病人死亡的数字在逐渐增加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惧怕心理。这种惧怕心理也随疾病爆发的强度而逐渐增强。对于死亡的惧怕使人们表现出集合行为。
只要一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如治疗或预防“非典”的方法，人们都会盲目地照做或将其很快地传播出去。理智往往在这时并不起作用。人们似乎丧失了最根本的判断力，近乎狂热地将小道消息中的信息实施，奉为圭臬。这时人们也往往会出现“从众心理”，以此来得到心理安慰。我想是因为我们民族在很长一端时间内都受着封建统治，人民被奴役。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受到的思想都是要和别人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招来麻烦。有时这种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所以这种“从众”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普遍存在。人们往往因为别人的做法而受到影响。调整或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和做法。所以小道消息被很快传播，人们也很快受到“从众思想”而采取措施。当然“从众”的结果使人们找到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寻求心理安慰的途径。但疾病本身并没有真的被制服，问题本质并没有解决。人们得到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恐慌的减轻，但其持续性仍会伴随疾病爆发，新药没有问世的状况而持续。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恐慌是人们自发的，狂热的，也是无组织的。这时就需要社会控制力的介入。政府组织医疗部门成立发热门诊，对疑似非典病人进行排查，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病人的病情，使其得到及时救治；建立定点医院，收治“非典”病人，对其进行集体重点隔离和救治；出动警力，封锁发现有“非典”及疑似“非典”病人的居民区和工作场所，对该区进行限期隔离；每天在新闻中通报抗击“非典”的最新动态（发现“非典”病人数，死亡人数..）…
在这些举措中我们都看到中国政府抗击“非典”的决心。政府组织人员，加大了研制抗击“非典”疫苗的力度；保证基本生活用品和基本药物的供应充足。胡锦涛总书记在刚上任就碰到“非典”的突然爆发，但面对困难他显示了一位领导人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全局观。我清晰地记着是他提出了“众志成城，战胜非典”的口号，激励了很多人，让人们重新树立战胜“非典”的决心。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控制力的介入有效地避免恐慌情绪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发生。人们的情绪逐渐恢复平静。在战役中后期，虽然“非典”还没有被彻底战胜，但人们对待它已经不是谈“非”色变，而是把出门带口罩，到商店买84消毒液，当成是很平常的事情。恐慌以及从众这些集体行为也在很短时间内消失。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些集体行为的确有着存在时间相对短暂的特点，但前提是有某种因素诱发集体行为的逐渐消失（如社会控制力的介入）。
事实也表明，最终非典型性肺炎在世界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被强有力地遏止，疫苗的出现使人们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又一种之前为知的病毒物种。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集体行为的发生和变化到消亡。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加大政府社会控制力可以有效减轻集体行为发生的强度或加快集体行为消亡的速度。
事例二：
羊群行为的出现不仅反映人们在投资上的非理智，也反映出集合行为的表现。羊群行为指动物（牛，羊等畜类）成群移动，觅食。后来这个概念被金融学家借用来描述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指投资者趋向于忽略自己的有价值的私有信息，而跟从市场中的大多数人的决策方式。羊群行为表现为在某个时期，大量投资者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或者对于特定的资产产生相同的偏好。
这不免让我想到现今的中国股市。面对一路走高的中国股市，我们应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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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