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美学思想略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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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美学思想略论(一)

摘要]：王国维美学是中国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汇点，是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中国新文艺的先声，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形成了“天才说”和“游戏说”、“苦痛说”和“古雅说”以及“境界说”等重要的文论思想，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的起源、审美尺度、审美特征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键词]：王国维；美学思想；起源；审美尺度；审美特征王国维是近代硕儒，学贯中西，在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美学思想也是博大精深，非一般人能够窥其堂奥，笔者这里不揣浅陋，想就其美学思想加以讨论，但愿能窥其一斑。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论来自哲学方面，还是来自文艺批评方面，都与社会现实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现实的黑暗，使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光明、真理终不可得，他便放弃了这种追求，而到文学艺术中去寻求解脱。王国维的一生，在思想上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他的兴趣志向，不仅与现实发生冲突，也常常与自己的天赋禀性不相适应。“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寡，而知力苦多；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人生道路的艰难曲折，思想性格上的矛盾、苦恼，使他的研究志趣一变再变，最后连文学也放弃了，而去从事历史和考古的研究。他的美学思想，只是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时间的产物，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一生的思想发展线索。然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对人生对未来进行了热烈的追求，对黑暗、腐败的社会千方百计追求疗救之法。王国维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特别是叔本华）的影响，他把康德、叔本华的一些结论照搬过来，作为自己讨论美学问题的出发点，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启蒙者。他的美学思想是中国近代美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叶嘉莹女士将王国维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来评判中国古有文学的人物”。2]王国维对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美学之功绩，既在他引进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在与他身体力行，颇具潜在体系、规模，包括批评在内的整个人文—艺术美学为我国近代美学从无体系的思想形态走向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形态铺就了一级坚实的台阶。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王国维是第一个自觉的广泛接触和吸收西学作为文论框架的学者。他从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文学，并且建构了全面、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王国维的文论思想博大精深，举其大要，可概述为三：1、文学创作的起源：“天才说”、“游戏说”

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开宗明义道：“美术（多指文学或文艺）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即康德）以来百余年学者之定论”，又《红楼梦评论》曰：“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显然，王国维是从康德、叔本华的文艺观、美学思想中获得了文学创作起源于“天才”的观点。但是，王国维并不是简单地移用，它打破了叔本华“天才”观的神秘主义成分而把“天才”人格化，一方面承认主体的天才对认知、反映现实世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扬天才的主体敢于融“无限之动机”（个别理性）与“民族之道德”（普遍理性）为一体的主体性。王国维把这种经过内心体验而创新的“天才说”，深刻地运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中，认为天才是“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3]，即天才因其智力的伟大观物深厚，其创作于自然唯一，但是另一方面，王国维并不无限夸大天才的先验性，而是去强调后天的修养和锤炼。它在《文学小言》一文中以屈子、渊明、子美、子瞻为例说明天才者或数十年、或数百年而出现，属于旷世而不一遇也，但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上述四子“苟无文学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这种艺术见解说明天才与人格都是创造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动因。由此可见，其“天才说”的底蕴：天才是文学创作主体内在于自身又外化于创作的一种人格力量和历史道德感，是主体文学创作起源的精神特质。“天才说”是王国维论文学创作起源的一大理论，而“游戏说”又是另一大理论。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认为文学是“游戏之事业也”，是人们“对其自己之


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即认为文学是主体精神势力的一种游戏活动。显然，这也是受康德－席勒－斯宾塞“游戏说”影响的产物。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叔本华与尼采》两文中较详细地说明了“游戏说”的主要观点：⑴文学、美术是最高尚的嗜好，亦不外势力之欲的代表；⑵席勒（原文为希尔列尔）认为儿童之游戏在于剩余之势力，文学、美术则是成人之精神游戏；⑶充足理由原则是知力最普遍的形式，但美术则不然。此说本于席勒游戏冲突说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但王国维却要求主体必须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游戏活动，并且对自身的感情及所观察的事物进行摹写、咏叹、发泄，才可能称之为文学。即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对象化于文学创作。王国维企盼文学主体去寻找“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即“发明所表示之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势力与价值”，创造出“纯文学”，反之，“若夫忘哲学美术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反对“铺缀”，“文绣”等模仿文学，认为“真正文学乃复托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文学小言》三）。因此，王国维“游戏说”与中国沿袭已久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论是格格不入的，而是自辟户牖的去补救传统文论的偏弊，要求去创造与西欧相匹敌的“最高之文学（”《文学小言》十四）。总之，王国维“游戏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深层次的思考和反叛，是一种解决主体精神自由并进行创作的理论，因此“游戏说”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有一段话表明了“游戏说”的主旨之所在：“然余之为此论，固非使文学美术之价值下齐于博弈也。不过自心理学而言之，则此数者之根柢皆存于势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动，以疗其空虚之苦痛。”因此，他要求“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人间词话未刊稿》五0)王国维的“游戏说”渗透着理想与写实、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与冲突，结果使其文论思想表现出对审美追求、审美内容与审美形式的叛逆——现实与非现实的非统一性和非平衡性。“天才说”和“游戏说”是王国维阐释文学创作起源的两大理论，一方面导源于他对历史、现实的哲学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是他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美学认识，其上述结论可归结为一句话，即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文学小言》四），其主旨是反映与宇宙人生的真理、势力与价值。2、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苦痛说”、“古雅说”

王国维在1904年夏写成的《红楼梦评论》是一篇无论在形式上、思想上、方法上、眼界角度上都彻头彻尾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论文，它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一个最大胆的尝试。王国维不把《红楼梦》看作中国小说，他把它看作是探讨全人类亘古以来所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的小说，是“宇宙之大著述”，并以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评论这部小说，视之为“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会带来痛苦，“欲”偿之不足，是苦痛；如愿以偿，是倦厌，也是一种苦痛；要追求“快乐”的努力，是苦痛；“快乐”以后又回复“快乐”，又是苦痛，而这种苦痛，随着文化愈进，知识弥广，苦痛更深，结论只能是世界是地狱，生活是无穷的苦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所以说，“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这种人生观与中国传统精神是迥然不同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而他正是要用叔本华的悲剧观念来重新解释世界，并且，他从《红楼梦》一书中找到了这种解释世界的中国方式。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是：它以最成功之笔展示了由于“生活之欲”、“意志自由”而造成的不堪忍受的巨大苦痛，昭示人们看破人生苦痛的本质，拒绝“生活之欲”而走“解脱”之路，《红楼梦》不属于“铺缀的”、“文绣的”或令人“眩惑”的文学，也不是进行道德劝惩说教的文学；他的意义在于表现悲剧性的“壮美”。尽管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分析并不在于纯粹审美的方面而是哲理方面，但这种哲理并没有引向对世界的功利的态度和认识，它是对人生苦痛本质的体验。王国维认为，要解脱这种生活之欲的苦痛，使主体超然于利害，忘物于我，只有文学才能实现和完成。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写道：“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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