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战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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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战争诗

战争诗是《诗经》中重要而富有成就的题材，有人研究统计认为，诗经中的战争诗有22首左右，约占《诗经》全部的十分之一，数量上仅次于爱情诗。本文将从《诗经》战争诗所反映的“厌战却不反战”这一现象出发，并从外部因素，民族心理，兵制政策，“人性”角度来探讨这一现象的产生的根源，得出“厌战却不反战”是家国所需与人性所需之间无奈妥协的结论。



标签：厌战却不反战；兵民不分；人性；妥协

公元前1046年，西周初立。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土，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上层政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掌控这个刚建立起来的国家。于是便划地分封，“七十一国并立”。从镐京发出的“分封制”行政指令，便多多少少还带有氏族公社残留的影子。



既是脱胎于氏族公社，民族大义的雏形便寄寓在氏族残留的集体意识之中。“国风”中的战争诗虽流露着强烈的离别愁绪，但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主旨来说却“厌战而不反战”，抒发愁绪的同时也充斥着对外族入侵的仇恨，例如《国风·秦风·无衣》便已慷慨激昂的形式表达了抗击西戎入侵的决心。即使是排除这类直接表达战争积极面的诗，“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都将战争之苦的矛头指向“猃狁之故”，《国风·豳风·破斧》则热切赞扬周公平叛，所以但凡涉及民族之战、正义之战，给百姓带来的家庭破碎、亲人离散固然不容忽视，然罪魁祸首的内外之分，即使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的百姓心中也有最明确的标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百姓有多么高的民族责任感，或是多么的深明大义，更多的则是周王朝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的影子。《国风·邶风·击鼓》中“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开头两句便写军容之威、士气之盛；《小雅·采薇》中“一月三捷”述战事之繁。而在抵御外辱的绵绵战事里，仅靠将领的权威、政治的压迫远远不能消除士卒对生的渴望，在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尚处萌芽的阶段里，能够凝聚斗志的便是出身农民的士卒对这个大集体的认同。而像《大雅·常武》、《大雅·江汉》这些诗篇，虽被认为出自官方手笔，追求政治渲染，但在宣王中兴年间，它所反映的军队武器装备的精良，将士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战争波澜壮阔的气势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



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就出现在此处。因为就整体情况而言，我们的民族一直以来缺乏职业化的正规军队，原始社会自不必说，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王朝也是如此。究其本质，军队里的士兵实际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当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尚处在萌芽的酝酿阶段，支配农民思想的还是残存的氏族集体意识。于是军队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只要国情需要，全国境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都必须拿起简陋的武器奔赴卫国的战场（典型案例：长平之战）①，这就成了一种最廉价的义务。终周朝一代，西面、北面的戎狄和猃狁一直都是这个王朝最大的外敌，这些民族实行“无君长，无语言文字”的军事民主制，这种特点决定其以掠夺为生的侵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




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②游牧民族天生就是马背上的战士，骑马射箭是从小就训练的生存技能。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原士兵就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拿惯了农具的双手换上粗糙简陋的武器，就这样跟随在一辆辆战车的身后，去充当战场最廉价的炮灰。



纵观历史，开疆拓土只属于一个王朝初期的锋芒，政局既定，昌文偃武便会成为政府逐步推行的国策。由奔放走向内敛便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心路历程，当草创初期的高歌猛进换成王朝建立后的被动防御，如火的战斗热情萧条成任务式的暮气。我们很少注意培养职业化的战士，所以很多问题爆发在这种廉价的农民军队之中，残留的氏族集体意识并不能对抗生活的琐碎、家庭的牵挂，军功的荣耀也不属于下层喋血的士卒，防守阶段的萧条与暮气弥散在这支军队的最底层，于是对家的思恋日益凝聚在士卒紧缩的眉头，离别愁绪也就成了《诗经》中战争诗的主体，而来自民间的国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哀婉的诉说了家国战争的双重矛盾心理。



当然，从科学严谨的角度，任何事情的背后都牵连着无数的诱因，外部兵制的缺陷、历史的规律只是一方面的影响。从民族心理与人性的内部考虑，西周初期，原始的习性虽未完全摆脱，生产力即使低下但仍向前发展，当耕作技术实现质的飞跃，人类无需再与野兽争抢用来果腹的食物，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的主体性便也就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西周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人性束缚最少的时期，没有思想的负担，爱情上的自由与开放，于是爱情渐进成婚姻的如胶似漆。当这种快乐与悠闲的时光经历约50年的时光，战争的阴影再次席卷在这个王朝的城门之下时，习惯于安逸生活的农民便不会再有热情去应对残酷的战争。家中待耕的田地、倚窗待归的娇妻才是农民心中最根本的全部。而在《国风·豳风·东山》中想象的笔调下，路上归途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生还的喜悦，而是重在抒发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之情，不胜凄婉与温柔之美。征战时期中家庭的渐趋破落与荒芜，“依威在室，蟏蛸在户”、“妇叹于室，洒扫穹室”。这无疑成了农民心中最深沉的疼痛，即使是击退外敌，复归故里，也是物是人非，展示了战争徭役给人类个体所带来的内心创伤和心理承受。如同被掠过后的残破，变相的来说，兵役的结果变成了无意义的抗争。这样的结果下，穷兵黩武的不义之战为百姓所忌恨，抵御外辱的卫国之战虽为义务所需，但也避免不了家庭破碎的人伦惨剧。人性的光辉在西周初期几十年的酝酿里开始熠熠生辉，人情、人理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初步成熟，于是思念之情成为人心中不可消弭的音符，“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国风·邶风·击鼓》）流传成爱情永恒的绝唱。



我们虽知一首挽歌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历史纵深为依托，宏观角度规划出每个人在家国命运、历史大潮之前所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微观深处则是人性对大环境的抵触。出自民间的国风，在西周初年便是人性萌芽时期通过文学奏出的一首挽歌，他从自我角度出发，流露出的是对战争的厌倦与不满，渴求的是安定与家人的厮守，但顾及到社会与国家的要求，诗歌中的表现也就止步于厌战而不是更为强烈的斗争与反抗。哀伤的无奈也就成了人性所需与家国所需之间彼此争斗的妥协。氏族时期的集体意识与人性自由对抗没有结果，兵民不分的军政体制经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变迁也没有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诗经》毕竟不是解决这种历史难题的章典，作为一部文学著作，他的职责只是留与后人用




来探索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面貌。



也许，《诗经》中的对战争诗的这一称呼并不纯粹，他的文学性抵消了战争应有的战略战术，而官方诗作为战争用来宣威，民间诗歌抒发内心的愁苦，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便是人性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借助文学精心构筑的强烈反差！文学不是历史，但他反应并借助着历史；历史不是文学，但他演进并制约着文学。《诗经》中的战争诗即是脱胎于这样的架构，妥协后的面貌下掩藏着千年难以解决问题的初端，后代的统治者若是只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吟唱，以诗情诗意消磨其深层历史的难解与无奈，变少了一份厚重，少了我们这个农耕民族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有益良机。



注释：

①《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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