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意味与书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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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意味与书写的意味

作者：秦燕春

来源：《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3年第04期

一篇受邀谈“阅读”之散笔，我却要从“书写”开始——抑或“阅读”与“书写”原本就是一体的两面。

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有谓“以还债的心来写”（转引自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杨煦生先生则谓“不管有多少种书写的方式和宗旨，有一种明明白白的书写的宗旨与动力就是感恩”（氏著《逃向世界》）。那么对我个人而言，“书写”又意味着什么？ 无论“践履”是否恰如其分，这些年惟一促使我“书写”的宗旨与动力只有朋友们的疼痛——即使我不敢使用 “人类疼痛”“时代疼痛”，包括“民族疼痛”这样的“大词”（因自愧无此长才）——但，显然，假如本为“立言”的“书写”足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它本应被赋此殊荣，而不是相反的方向：“码字儿”。章太炎先生尝告诫弟子黄侃：“轻著书，妄也；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有关于此，在“因为某种道义的承诺与担当”被迫“轻率„戏说历史‟”时——我也曾在拙作《立爱》中深刻反省与汗颜过：“如何避免自己不是一个文坛„八卦章‟的恶劣参与者、„花边体‟的无聊扮演者”，日以继夜在拷问“书写”的良知。我显然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成为那种所谓客观却冰凉、所谓“科学”却麻木、所谓“知识”却失魂落魄的“作者”：这个时代在学院儒林颇为流行的一种“作者”。但我同样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不负责任、不够清醒、不够智慧的情绪的宣泄者、伪道义的伪担当者、某种小情小调的搔首弄姿者。

“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掺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黄宗羲《留书》）2010年9月24日恰是梨洲先生诞辰400周年，老祖父的话流传到“微博时代”绝非只有出土文物的意义：我们原本是一个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国族。 这种艰涩时刻，我渴望“阅读”的感受来涤荡“书写”的感受，作为“书写”者。

我看重读者的肯定——即使明明知道这肯定只是读者的厚爱乃至偏爱，这肯定的光依然照亮了书写的意义，书写自身有极为黑暗的一面；我同样看重读者的否定——即使这否定无疑让我因浪费了读者生命而万分惭愧，但我寄望这否定有助我进一步自我清洗，成为继续上路的资粮。

“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孟子此言所说是“仁”，却适用于人间一切近乎“仁”者，我想严肃的“书写”类归于此。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庄子·则阳》），对于一个严肃的书写者而言书写其实经常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于是再次转向“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作为“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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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晓明先生在《“天命：之谓性！”片读》“序论”中有大段讲“阅读”的话，主要就是针对经典：

阅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亦即，对于那未及或未经我们自己的选择即已交付给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伦理责任。阅读——尤其是对于传统经典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的永远持续的哀悼活动；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过去的哀悼。但恰恰又是真诚的哀悼，我们让过去活在现在，活在我们“之中”，并“通过”我们而活下去。当然，活在我们“之中”就有与我们完全成为“一体”的危险，亦即被我们真正遗忘的危险。所以，为了让文本——让经典中的文本或文本中的经典——活下去，我们既必须尊重和遵从文本之“命”，必须打开文本，必须阅读，但又不能让其完全消失在我们的阅读之中。因此，我们不能阅读！我们不能通过阅读而化文本为我们，或者化我们为文本。阅读是文本给我们的一个必须完成而不可能完成的命令。 这话很迷人，很专业，也因此很“文艺腔”，尤其很“西方文论腔”，但他仍然说出了一种重要的感人的东西：阅读的“精神”——这精神里居然有“承领天命”的沉重的成分。 “书写”何尝不更是如此？

富有“精神”应该是书写与阅读共同具备甚至必须同时具备的品性，应该是作者与读者双方的温热、清洁、严肃、真诚——“精神”赋予了我们书写与阅读的意义、勇气以及力量。 “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最好的东西腐化”（corruptio optimi pesssimum est）。这悲剧可以在我们“写错”的时刻，也可以在我们“读错”的时刻。

“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黄宗羲《留书》） “我们本来生活在一种与文字有特殊缘分、对文字有特殊敬畏的文化中。”（杨煦生《逃向世界》）然而不知何时我们似乎不知不觉迈入了一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一个书写与阅读都显得过于急切与草率的时代，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难免显得气息穷迫、气量狭窄。在这个时代作为“作者”似乎经常会沦入一种尴尬：不再自负足以“代圣人立言”的日渐斯文乃至尊严扫地的“作者”貌似手忙脚乱其实皆已“精神失语”？需要什么力量来保证，在一个“由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技术、统计学、阿拉伯数字、摇头晃脑的科层制等等自觉联席统治的所谓后现代世界”、一个“常常直截了当反精神的世界”“惟其反精神，故而往往充斥了各种花里胡哨的伪精神戏剧”的时代，我们自己不在同样上演一场丑剧？在这个屡屡被讥笑为垃圾化的时代我们自己如何不成为一堆新垃圾？犹如朱鸿林先生善意的揶揄，我们这些从摇笔杆过渡到敲键盘的“写作者”如今虽不至“灾祸梨枣”却难免“有碍环保”之责（氏著《中国近代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假如少了那点确然湛然了然坦然如如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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