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人,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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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桃花源记》原本是《桃花源诗》前面的一个小序。前人论述，大多认为诗和序的内容是一致的，序又可以看成是对诗的说明。序采用客观记叙的方法，有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诗则直接表达作者对桃花源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以记叙为主，兼有抒情和议论。正因为这样，所以对《桃花源记》主题的认识产生了一个信息差。



虽然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有归隐的情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桃花源记》为何出自陶渊明之手而不是别的作家？这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必然，但也不能忽视了时代和历史的或然性。从陶渊明既写了《桃花源诗》，又为诗歌作序这一偶然性，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一种猜测，至少在陶渊明的眼里或心中，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只是这故事是来自别人的讲述，非陶渊明亲历，因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序用了客观记叙的方法。由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叙的是一件离奇而又神秘的事件，加上在陶渊明留下的文字里，找不到这神秘故事来自别人讲述的蛛丝马迹，所以人们就把这传奇说成是出自陶渊明向壁虚构。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仙游诗和遇仙文章盛行的时期，但陶渊明没有把之写得和当时流行的风格相似，这既是陶渊明比别的文人高明的地方，也是他对别人讲述的事实的尊重。根据文本的叙述，桃花源不是仙境，而是活生生的人间生活的再现。我们不敢十分肯定，陶渊明在叙述这则故事时，是否加进了自己一定的想象成分，但从《桃花源记》这篇文本看，作者是想尽量使之能保持作者之前的讲述者的原汁原貌，这从文本叙述的简洁可以得到证实。



以此为前提，我们再避开与《桃花源记》文本有关的——如作者和背景之类的信息，仅仅从文本入手，解读文本所传达的信息：



时间：晋太元中，时间信息比较模糊。

地点：武陵县。

人物：一个捕渔为业的武陵人。

事件：渔人发现并进入桃花源神秘的绝境到最后神秘消失。

具体情况：

①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②渔人进入桃源后见到的自然环境和里面的人们的生活情景。

③渔人受到桃源人的热情款待。






④渔人从桃源内出来报告太守并再去找寻，没有找到。

附记事件：

南阳刘子骥听说这件事后计划前往，还未去成就生病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说起。



这是文本向读者传达的基本情况，是本事件的粗略表现。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渔人不仅仅是本事件的见证人，他更是本事件发生的唯一的亲历者。可是，我们以前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把渔人当作了一个神秘事件的见证人，因此，总是把渔人当成可有可无的人而有意忽略掉。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渔人作适当分析，而不是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存在。



首先，在故事里，当桃源人问渔人“今是何世”时，渔人对桃源人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感到惊讶，证明渔人了解从秦到汉到魏再到晋的朝代更替和历史变迁，这样的话，渔人一定是个读过书的人，而且还读得不少，否则渔人便无法向桃源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而且渔人的讲述让桃源人“皆叹惋”，说明渔人讲得精彩又生动，如果不是对历史有很深的了解，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既然渔人不是平常目不识丁的一介渔民，而是一个读过书的人，那么，他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乃是一种刻意的寻访。从屈原楚辞中的《渔父》，到家喻户晓的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和《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埃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及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翁、渔父或渔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渔民。渔翁或渔人实际上都只是文人刻意追寻的隐士式的一种存在方式。寻仙访神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是他们普遍的一种理想追求。



第三，既然渔人是一个有隐士情怀的人士，那么就得遵守一定的操守。桃源中人之所以热情款待进入的渔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具有隐士操守的隐士的尊重，所以才不但“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而且还给了“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的贵宾待遇。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这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如果不是极其要好的至交，是肯定享受不到如此高规格的隆重款待的。可惜渔人报答他们的却是“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的背叛。虽然文本中没有交代“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渔人是如何承诺的，但可想而知，他肯定作过一番许诺的，否则，他们也许就不会让他出来了。然而，他出来之后的所作所为，明显地违约失信，背信弃义，最后无法再找到美丽的桃源，也就是一种必然。



第四，至于渔人由于失信，是否受到了惩罚？既然文本没有交代，我们也就不敢肯定。但后文附记中提到了作为“高尚士”的刘子骥都落得“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渔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以古代的律法论，最起码也可以处以一项叫




“欺官”的罪名。所以文本的结句“后遂无问津者”，看似轻巧的，其中蕴含的深意，却总是被我们为了所谓的主题思想所曲解。其实，在这句话里，是否应该包含有对那些想寻找桃花源，从而亵渎了圣洁的人，将会得到惩罚下场的一种禁忌呢？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也就水到渠成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文本中有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但根据我国古代“诗言志”说，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更多地体现在《桃花源诗》中。而作为序言的《桃花源记》则主要是对事实的叙述。如果本文所要表现的主题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的附记就像是画蛇添足。根据卒章显志原则，如果作者是要表现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那么《桃花源诗》中结尾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也就没有必要，因为，这诗句里作者向往的是和他一样的志同道合的人。作为“诗言志”的《桃花源诗》尚且是说“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更不必说作为序言的《桃花源记》所要展示的主题了。



作者痛感在“贤者”“云逝”以后，逐名追利，已经成为一种隐士的终生追求。真正的“贤者”已经只能成为一种追忆，诚信不再被尊重，像废物一样被人弃置如蔽，渔人和刘子骥就是这类人的代表。这是作者最最心疼的，所以让他们受到了惩罚。如果我们能从对文学作品的先验社会学的读解理论和方法中解放出来，多给人一点关心，那么我们就不会总是如此热衷于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种种对比，从而得出现在好于过去的结论。



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而言，从《桃花源记》里更应该得出“重诺”“守信”等的做人的起码准则。当然，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剔除其中的一些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其中合理的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而不总是对文本中进行先验的社会学方式的曲解。



（王荣欣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中学 董水龙 浙江省绍兴安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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