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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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澹闲雅的智永《真草千字文》



张佃新





智永《真草千字文》，传有八百本之多，今日所见主要有二：一为墨迹本，纸本，册装，正、草二体，计有202行，每一行10字，此本早在唐代就由日本遣唐史和长安化归寺僧携之东渡而传入日本，著录于日本《东大寺献物帐》中，现由日本私人收藏，在我国流传的即为其影印本。论者认为此墨迹本系智永真迹，但也有人认为是唐临本（如杨守敬等）。二为刻本，宋大观己丑（公元1109年））刻于今陕西西安，亦称“关中本”，凡八石，现藏于西安碑林，有影印本传世。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奉梁武帝（萧衍）之命，拓取王羲之遗书中不同的字一千个，编集为易诵易记的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千文一出，即广为流行，不但作为蒙学课本而供学童诵读、识字和临摹，也被古今许多书法家写成书法作品流传于世。这些作品犹如用相同的布料设计制作成不同风格的时装，虽然是春兰秋菊各有芬芳，但其中最早和最有影响者，则属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陈、隋间书法家，名法极，人称“永禅师”。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俗姓王，为王羲之七世孙。据传当年智永居永欣寺闭阁学书四十年，积年临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施浙东诸寺。用秃的笔头，瘗之名为“笔冢”；其书名卓著，求书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而以铁皮裹之，人称“铁门限”。此“铁限”之故实与其退笔成冢之美谈，成为与张芝、王羲之洗笔洗砚“池水尽墨”相辉映的书坛佳话而千古流传。



智永《真草千字文》，以正书与草书相互对应分列两行，以真书对释草书，既便于初学者识读草字，又能让人同时欣赏到真书和草书两种书法艺术。其草书得笔于乃祖王右军，但他没有选择“笔墨飞舞，字相连属”的一路风格，而是师承王羲之《十七帖》草法，通篇写得循规蹈矩，字字独立，笔笔不苟；楷书则直接相承于魏晋，以草书简急就快的笔调写来，无拘无束，别创一格，不但全无北碑风貌，与同时代的传世碑刻也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如此


则楷书具有草书的意态神情，率意生动而不失于刻板，草书寓楷书的沉着规范，清逸劲雅而不失于荒率，因而楷与草之间的字体反差小了，风格距离近了，取得了“真则圆劲古雅，草则丰美匀适”的艺术效果。明代都穆称：“智永真草千文真迹，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清人何绍基也称赞“若智永《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启功先生也题诗赞曰：“砚臼磨穿笔作堆，千文真面海东回。分明流水空山境，无数林花烂漫开。”



在书法史上，隋代虽然只有短短的37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期，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在隋代这一承晋启唐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当首推释智永和他的《真草千字文》。这一时期虽然还有《董美人墓志》、《龙藏寺碑》和丁道护《启法寺碑》等著名碑刻墓志，但终究皆为石刻，难以尽窥隋人书法的真面目，惟有智永《真草千字文》，“焕然神明，一尘不隔。非独智永面目于斯可睹，即以求六朝隋代书艺递嬗之迹，眼目不受枣石遮障者，舍此又将奚求乎？”（启功语）苏轼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 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俱备”。但也有论者认为，智永书法“专范右军，精熟无奇”（明项穆语）。这或许是受《真草千字文》特定书法样式的制约，或许是由于智永作为缁门书家，其审美观念不可避免地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所致，亦或由于他“登楼学书四十年”，于“八百本”的重复临写所形成的一种书法语言的表达定势所使然。但无论如何，它作为隋代南书温雅之风的代表，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草法，“在二王与唐朝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单就这一点，足以奠定智永及其《真草千字文》在书法史上特殊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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