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身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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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白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天马行空，浪漫奔放，意境奇异，才华横溢；诗句如行云流水，宛若天成。但李白的困厄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很大影响，他扑朔迷离的身世或多或少在他的仕途之路上造成了阻碍，成为他诗歌创作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焦虑。

关键词：李白；诗歌创作；身世影响

中图分类号：g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9-0213-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29.135

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代表作品有《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有《李太白集》。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少题材上都有名作出现，有“诗仙”“诗侠”“酒仙”“谪仙人”等称呼。他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

李白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反映在其诗作中，则表现为若隐若现的焦虑，有他的身世带来的尴尬，有他理想不得施展的困厄，还有他政治才能的低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把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昂扬姿态不和谐的元素统称为焦虑，意欲从这个角度入手，就李白诗歌创作中的焦虑感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和研究，以丰富诗人李白的历史形象。 一、出身阶层的焦虑感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但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结合多家说法，可以较确切知道的是李白的先世因罪谪居西域，“五世为庶”，未有从政为官者；甚至连他的父亲的名字也隐没不彰，人们称之为“李客”。“客”字由来，一说是“客居者”之意，一说是“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 ，大体可以得知，他并没有真正的名字。因此，有学者推论，李白父亲是一名没有正式汉名的异族移居者。大约在李白五岁时，他随家从碎叶迁居蜀地绵州隆县（今四川江油）。传记资料中说李客“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其实应是一位资产不菲且颇有文化修养的富商。这从李白的诗中可窥得一斑，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再者，李白出蜀后曾“东游维扬，不足一年，三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李白的家境富足殷实。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够。在唐代这个门第观念很重的朝代，想要出人头地最通常的途径自然是科举――十年寒窗，争取成为乡贡进士，一朝金榜题名，便获得了入仕进身的初阶。但这条路既窄且慢，千里挑一且不说，即使是侥幸得中，也要慢慢地“循资格”，能这样安分守己者，便少了几分诗人气质。而具体到李白身上，士农工商，作为胡商之子，他连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机会改换身份、建立地位，没有机会进入朝廷。 李白诗歌中的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所出身的阶层。 李白日后辞亲远游东南，南北漫游，以随手而得之又随手而散之的资财和诗篇成为到处知名的诗家，经由干谒、婚姻、投献而终于成为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经历，都可看做是他摆脱出身阶层，进而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动作。 二、“终南捷径”带来的焦虑

就政治仕途上的遭遇而言，李白的一生是个悲剧。他的个人气质、旨趣、性格决定他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却无法成为一位有治才的政治家。但诗人仕途上的不幸却是唐诗史上的大幸。

开元十三年（725年）春，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初游东南，这一方面有增阅历、长见识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在唐朝利用漫游这种方式是有机会实现“一飞冲天”的人生目标的。他出峡后一路迤逦来到湖北江陵，正巧遇上了那位传奇式的道士司马承祯，面对这位走


了“终南捷径”的道士，李白一直十分仰慕，于是作了《大鹏逢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他觉得司马承祯好像是希有鸟，自己则好像是鲲鹏，只有希有鸟能认识鲲鹏，也只有鲲鹏能认识希有鸟。《大鹏赋》末尾处写到“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之辈，空见笑于藩篱。”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希望通过司马承祯得到晋升仕途的机会。

但他天真的计划终于还是落空了。然而，725年至727年间，李白以吴越为中心往复于皖、赣、湘、鄂的初度东南之游，着实令他有了远过于入仕为官的收获。东南之地的天光水色，山岚林霭，文人雅士，古人行迹等，对他的创作风格有一定的影响――那种对于光明晶亮事物的不懈追求。

此后他以安陆为中心，开始了干谒与漫游的生活。他以一种迫切强烈的心情，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图通过诗文以求荐用。虽然韩朝宗以善举贤才名闻当时，但却也未能举荐李白。干谒失败之后，李白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前后，初入长安。他写了《玉真仙人歌》，造访玄宗之妹、早年入道的玉真长公主，打算由此打开一条路，却始终未能得见仙容。 三、选官制度带给李白的焦虑

对于李白初入长安的失败，说法不一，但这与当时“循资格”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开元十八年，时相裴光庭推行“循资格”的选官制度。所谓“循资格”，即以年资为擢用官吏的条件，把选人按前任官阶分为若干等级。规定罢任后各经过若干年即可获得官职。前任官阶低者，候选年限长；前任官阶高者，候选年限短。不问能否，选满即住；不问才能，只凭资格。这显然与周汉时辩士周游列国的遗风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可李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循资格”令的推行之际，仍希望一鸣冲天，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在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出李白其实是缺乏对政治局势的观察能力的。

与初游东南一样，李白初入长安以及前后一系列求仕活动的失败，却进一步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将进酒》（开元二十三年，即735年）便是作于这一时期，诗中寄情于酒，抒情放言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诗中有睥睨权贵，自许有王霸之略、雄心壮志，却难以舒展的苦闷。人们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往往是“豪放”二字，冲破愁愤的豪情自是激奋人心，但字里行间的的焦虑感也是有目共睹的，真可谓是“穷而后工”了，也应了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词易好”的说法。可以说讨论“穷”与“达”的关系，李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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