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国思想演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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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国思想演变特点

17世纪的中国正值明末清初，社会思想活跃，各种流派剧烈碰撞，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出现民主思想的苗头，但逐渐衰落并最终被扼杀。明朝时即发展出廷议制度，对于国内重要事务，人选，制度等，由相关部门主官召集朝中官员讨论，结论报皇上审批。似乎很有西方责任内阁制的意味。黄宗羲，李贽等人也有模模糊糊的民主思想，虽然仍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思考，但也算是一种进步。但至万历，天启时期，党争已起，廷议已走向衰落。有人说，崇祯没有意识到明朝衰败的根本原因，他没有选择内阁制、议会制或干脆君主立宪，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大权独揽，强力反腐，得罪了满朝文武贪官，最后把自己累成变态也无法阻挡危机的如期到来。清入关前，实行八旗领主议会制度，这实际上是人类早期文明就已经普遍存在过的军事民主议会制度。创建这个制度的人是努尔哈赤，至今似乎也没人跟他叫“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因为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自然就会形成的制度，不过是遇到问题大家商量着办。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方协作的社会，因此必然出现利益的协商与妥协，因此为了避免野蛮的杀戮，就会形成协商的民主智慧。八旗制度也很稳定，至少比君主专制要团结。为什么多尔衮篡夺不了顺治的位？因为顺治的背后是两黄旗，多尔衮的两白生吃不了顺治的两黄，这就是民主体制的稳定，这种稳定可以持续数百上千年，就像欧洲君主国一样；说团结，如果利益均分，谁都不会产生额外想法。各旗之间有竞争关系，当然，为了各旗“斗而不破”，旗主可能会换班，但无谁做旗主，在任职期间，你都是这个旗利益的最高代言人，因此马虎不得。——这就是八旗制度，这种最原始野蛮的人类早期社会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似乎优于中华2000年的君主专制。但八旗入关以后，尤其是顺治亲政后消灭了多尔衮一党，新的专制得到确立，八旗从此统一管理了，那么各旗之间就没有竞争和监督了，封建君主制在康熙时达到顶峰，近代中国失去了一次离民主很近的机会，鸦片战争后的种种尝试似乎也没有从这里得到借鉴。

2.佛道儒三教由对立走向汇通，呈现出三教合一的局面。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应的宗教形态在明代的出现既跟社会演变相关，也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关。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类似民间宗教也好，它们的社会道德取向却来自于儒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副产品。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


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3.经世致用思想流行，并逐渐臻于顶峰。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但其继承者却把重点放在“修身”上，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但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黄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

4.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逐渐中国化，对社会生活一些方面产生影响。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16世纪,随着新航路 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殖民事业的开展,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发 展起来。自明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 的传教士相继来华,其中以葡萄牙派遣的耶稣会势力最大。最 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但是他只到达广东台山 县的上川岛,由于严厉的海禁未能实现他进入内地传教的愿望。葡萄牙侵占澳门,从此澳门成为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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