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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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 （一）约前6C到5C，释迦牟尼创佛教。

（二）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是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三）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天竺僧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洛阳。

（四）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五）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六）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出现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翻译家。

二、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曹植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支遁是诗人；慧远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交往；谢灵运是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赵继文士造经呗新声；沈约笃信佛教；刘勰、徐陵


与僧人交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佛寺。 三、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丰富。佛教三世（前、今、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三界、五道观念把思维时间空间和想象世界扩大了。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间现象，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维摩与观音形象在这时建立。

（二）故事性加强。佛经故事传入中国。有的直接来自佛经，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鹅笼书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本土故事，如《幽明录》。

三、反切产生和四声发现。反切产生于汉末。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分析汉语声音结构，分析出声母韵母，产生反切；反切欲求准确，就发展到对声调的注意。四声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颙。 四、词汇扩大。用原有汉字翻译佛教概念的，如“因缘”、“境界”等；外来语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多样化。佛教中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等观念，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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