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天祭地祈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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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天祭地祈社稷

作者：暂无

来源：《资源导刊》 2016年第10期



祭祀，鸿蒙时代的人文盛典，华夏文明的重要篇章，也是儒家礼制的经典内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推崇。

“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尊天地、敬鬼神、拜祖先，构成了中华祭祀文化的主体脉络。依照古制，天神称祀，地祇称祭。祀天祭地，无疑是所有祭祀活动的源头。

天地之祭与社稷之祭“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天与地，是人类社会起源最早、历时最久、层级最高的祭祀对象。对历朝历代的正统祭祀而言，代表天的最高神灵是昊天上帝，而代表地的则是皇地祇。

在古代祭祀土地的礼仪中，有两个联系紧密而又相对独立的概念：地祭与社祭。前者与祭天相对应，祭祀自然意义上的大地，乃历代帝王御用特权；后者与行政区域相关联，针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土，实行分级祭祀，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州府郡县乃至平民百姓，均可为之。

“社，地主也。”古语中的“社”指土地、土地神或祭祀土地神的场所。西周之前，社祭即地祭，社神即地神，并无明确区分。直到周代分封天下，分级立“社”，“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为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同时，周天子专有的祭地仪式也开始见载于史书：“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由此，“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格局逐步形成。

自秦汉起，随着皇权的集中和强化，帝王们迫切需要通过隆重的国家祭典，向天下展示“受命于天”的至高权威。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在长安城内建太社，各县建官社。到汉武帝刘彻时，除沿袭太社、官社外，在长安城东南郊另建泰一坛，用以祀天；在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建后土祠，用以祭地。汾阴后土祠的建立，标志着地神与社神正式分离，并纳入皇家祭祀体系，为后世确立了典范。

关于后土与地祇，史上记载颇为混乱。“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后土既是上古时代的社神之一，又是道教“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的原型之一，不乏重复矛盾之处。只是神祇之说，众说纷纭，难以深究罢了。

圜丘祀天，方丘祭地

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场所，一般在土丘之上，称之为坛。无论是最初自然形成的土丘，还是后来人工夯土、砖石砌筑成的平台，历来均为露天祭祀，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官方礼仪。

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古时的阴阳学说认为：天地有别，阴阳有序；天属阳、南向，地属阴、北向。按照这一逻辑，天子祀天于都城的南郊，祭地于都城的北郊，合称“郊祀”。

圜丘祀天，方丘祭地。古人相信“天圆地方”之说，故比照天地的形状，将祀天之所建作“地上之圜丘”，祭地之所建为“泽中之方丘”。方丘，即方形的祭坛，象征大地；泽，即以水相环绕，象征四海，由此方丘坛也称方泽坛。《黄帝内传》载：“帝归乃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祭地，则圆丘、方泽之始也。”


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冬至白昼最短，之后逐渐变长；夏至白昼最长，之后逐渐变短。因此，古人认为冬至为阴尽阳生的开端，夏至则为阳尽阴生的起始。天代表阳，地代表阴，故而冬至祀天、夏至祭地。

自两汉以来，郊祀天地的礼制多有分祭合祭之争，且几经变化。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 年），明世宗朱厚熜遵循《周礼》古制，一改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南京“天地合祀”的做法，在北京南郊建圜丘坛，北郊建方泽坛，分别祭祀天与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 年），这位皇帝又下旨将圜丘坛改称天坛，方泽坛改称地坛，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北京地坛公园内的方泽坛，自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建成后，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改建，将坛面的黄琉璃砖改换为艾青石，现为1981 年按乾隆时形制恢复。祭坛主建筑为汉白玉两层方台，每层东南西北各建有八层台阶。坛台四周建有方泽池，逢祭日时贮水。祭坛南面建有皇祇室，供奉皇地祇以及从祀的诸神牌位。现在每年春节地坛庙会期间，都要举行隆重的仿清祭地表演，再现当年迎神送神、祭拜地祇的盛况。

登封报天，降禅除地

古时还有一种更加隆重的天地祭祀仪式，就是“封禅”。《史记? 封禅书》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自秦始皇之后，封禅已成为帝王彰显“受命于天、威服四海”的最高仪式。

封禅作为祭祀天地的旷世盛典，规模之大、声望之隆、影响之远，绝非一般郊祀可比，也并非每一位帝王都有资格举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只有受命于天、德隆功伟、时逢盛世的帝王，在遇祥瑞出现时方能举行。春秋时，齐桓公称霸后意欲封禅。管仲力阻，说封禅者必须是建功立业的真命天子，不但威武强大，还得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齐桓公自愧不如，只好放弃。史载上古时期曾有七十二位帝王举行封禅，已无实迹可考。纵览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历史，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寥寥数位皇帝曾经封禅泰山。

所谓封禅，实际是祀天与祭地的合称，既非同一时间，也非同一地点。在泰山之巅筑坛祀天，称作“登封”；在泰山脚下的小山辟场祭地，称为“降禅”。历次降禅的地点并不相同，梁父、社首、肃兰等均见于史载，其中最知名者当数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降禅所在的梁父山，又名映佛山、迎福山，坐落在今山东泰安境内的徂徕山南麓。“封泰山而禅梁父，朝诸侯而一天下”，梁父之名也因封禅而屡见经传、永载史册。

封禅大多在泰山举行，以至于许多史书将其当作泰山专祀。但史上偏有例外，公元696 年，女帝武则天封禅嵩山，登峻极峰祀天，下少室山祭地，成为封禅史上唯一女性封禅者，打破了泰山独居封禅之地的格局，登封县也由此得名。今天的嵩山峻极峰顶，还能寻到昔日封禅台的遗迹。

社稷坛、五色土与江山石

“国之所重，莫先于宗庙社稷。”与祀天祭地相比，社稷祭祀更加关乎国运民生。社，土地神；稷，五谷神。中华历朝以农为本，土地和五谷意味着强大的国力。立国先立社稷，“社稷”一词已成为国家或政权的代称。自汉唐以来，历代帝王或分设太社、太稷，或社稷合坛共祭，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与郊祀和封禅不同，社稷坛一般设在都城之内，即所谓“祀社于国”。依照周代的礼制，王宫之左设宗庙，王宫之右立社坛，前者代表宗室，后者代表土地。今日北京故宫左侧的劳动


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时期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则是明清的社稷坛，充分体现了“左宗右社”的建筑格局。

社稷坛比照古时的天子大社（后称太社）筑建，以五种不同颜色的土覆盖，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列。“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黑）土”，代表天下的土地；“中央衅以黄土”，代表天子的权威。关于五色土的来源，先秦两汉时曾固定取土于殷商薄姑氏国故城，汉时属徐州六郡之一的琅琊郡，今山东安丘与诸城一带。到后来，五色土来源就比较广泛。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在中都（今安徽凤阳）建太社坛时，“直隶、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府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爽之地”。

今日北京故宫右侧的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为三层汉白玉方坛。坛上铺五色土，象征中华大地广袤的国土；中央立有上锐下方的“社主石”，也称“江山石”，寓意江山永固、社稷长存。明清时，每岁春秋两季仲月上戊日举行祭祀，由皇帝亲祭土地神和五谷神，遇雨则于北面的拜殿行礼。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古往今来，帝王将相也好，布衣百姓也罢，谁也无法摆脱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和王朝兴替的历史进程。古人尊天而亲地、立国先立社的传统，又何尝不能予今世以警示和启迪？ （作者单位：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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