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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与宝应民间故事
作者：徐少奎
来源：《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02期
摘要：蒲松龄游幕宝应期间，为创作《聊斋志异》，多方搜集民间传说。经考证，《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龙取水》、《秦桧》、《阿霞》等四篇小说的创作素材，均源自于《宝应县志》及《宝应历代县志类编》中记载的民间传说。蒲翁在宝应的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宝应县志;类编;民间传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9 ; ;文献标识码：A
清康熙年间，蒲松龄应时任江苏宝应知县的山东淄川进士孙蕙（字树百）之邀做幕宾。蒲松龄在宝应近一年的时间，于繁忙的公务之余，不断收集、记载、整理《聊斋志异》的写作素材。正如他在《自志》中所写：“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已成编。”
相传，蒲翁在宝应，人们常见他身挂布袋，内藏笔墨纸砚，流连于县邑的大街小巷，游览孔庙、八宝亭、泰山殿，登临槐楼、松岗、花子城，游历柳园、射阳湖，无论是文人雅会，抑或是市井俚语，凡听到奇事异闻，即作记载，若有不详，必亲临访询;如遇到民间不平之事，亦加议论，帮助排难解纷，因此深受宝应黎民百姓敬重。
康熙十年（1671）辛亥早春二月，蒲翁在当时宝应县衙内宅曾对从淄川老家来看望他的郑大伯父女说过：自俺南来宝应后，涉足官场，亲目所见吏治黑暗，民生疾苦，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正有许多文章要写呢！因而，他时常在书斋内悲愤疾书，写下了《席方平》、《娇娜》、《伍秋月》、《鄷都御史》等优秀的烩灸人口的篇章。蒲翁借谈狐说鬼，对清代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政治、人情世态、道德伦常的“孤愤”胸怀隐约可见，虚构出奇幻、鬼怪、瑰丽的故事，来针砭时弊、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与向往。因此，《聊斋志异》中不少故事内容均依稀带有当时宝应社会生活的痕迹。笔者把《蒲松龄全集》及《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部分篇目与《宝应县民国十九年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及《宝应历代县志类编》（以下简称《类编》）所载宝应历史上流传的民间故事，作一对照与比较，便足以证明当时宝应同时期的一些传闻，对蒲翁当年以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试举例以佐证：例一、《聊斋》中《聂小倩》篇：“聂小倩谓宁采臣曰：‘妾堕玄海，求岸不得。郎君义气于云，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再造。’宁毅然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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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问葬处，曰：‘但记取白杨之上，有鸟巢者是也。’……翌日，宁采臣按记找到地点，果掘得女骨。”
《县志》原载：“万历时，文肃震孟宿县城邮署，梦一女子告以城东北隅有碑及诗，文肃询诸刘练江（字永澄），永澄曰：‘此必戚家妇也！’于城东坳水际掘土，果得碑，遂建祠。”而“戚家妇”确有其人，其记载见《明史卷三百二·列传第二百九十·烈女传二·戚家妇》：“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溺水亡。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清乔莱后易名为“纵棹园”）
例二、《聊斋》中《龙取水》篇：“俗传龙取江河水以为雨，此疑似之说耳。徐东痴南游，泊舟江岸。见一苍龙自云中垂下，以尾搅江水，波浪涌起，随龙身而上，遥望水光睒熌，阔于三疋练。移时，龙尾收去，水亦顿息，俄而大雨倾注，渠道皆平。”
《县志》记录：“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暴风大作，一龙坠界首湖中，湖水涌起，若有物与龙斗者，雷电交攻，湖水半赤，复有一龙亦自云中下，与前龙夹辅，湖忽中裂，人皆见底有一物，状如牛，素体肉角，二龙挟之而上。”
《类编》记事：“明嘉靖七年（1528），开越河，二龙见宝应湖中，鳞角毕露。时四面大雨，独不及工所，人咸异之。”
例三、《聊斋》中《秦桧》篇：“青州冯中堂家，杀一豕，燖去毛鬣，肉内有字云：‘秦桧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恶，因投诸犬。呜呼！桧之肉，恐犬亦不当食之矣！”
《县志》记载：“宝应东乡之三家庄，甲寅夏雷震一牛，背有字，若火烙痕，曰：‘李虎七世身。’楚楚可辨。”
例四、《聊斋》中《阿霞》篇：“阿霞对景星曰：‘负夫人胜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从。今以弃妻故，冥中削尔禄秩，今科亚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景俯首贴耳，口不能道一词。视女子，策蹇去如飞，怅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亚魁果王氏昌名……。”
《县志》记述：“康熙癸未，江南二士子赴都会试，解元某负才傲物，欺凌同辈每曰：‘今岁状元舍我而谁？’同辈不堪其侮。既至京师，试期且近。同舍生夜梦文昌帝君升殿，传某唱名，果状元也。生竟窃不平。未几，有女子披发呼冤曰：‘某行止有亏，不可魁多士，须另换一人。’帝君有难色，顾朱衣神问之，朱衣神曰：‘万历间亦有此事，以下科状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减寿六岁。此例今可照也。’遂委唱名，状元为王式丹。晨起，某大言如常，同舍出告之以梦，某大惊失色曰：‘此冤孽难逃。’非但不思作状元，且不复应试矣，束装亟归。半途而卒。是科状元果是宝应人王式丹。”“据《清史列传》及府、县史乘传所载：邑人王式丹，确为康熙四十二年（1702）状元。”仅举几例，不一一而足，待后再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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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现代大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蒲翁的鸿篇巨制《聊斋志异》所作的评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盖因蒲翁能以史为依据，以宝应等地域的民间奇闻异事为蓝本，旁搜博采才捉笔成篇。笔者还清晰地记得时任山东散文家学会理事、淄博市文化局原局长刘心德先生，曾在《蒲翁邀我去宝应》一文中写道：“在宝应近一年的日子，对蒲翁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还应该是那里的民间故事和文学底蕴。”是的，宝应这方水土，曾给蒲翁相当多的艺术滋养，同样，由于蒲翁对宝应文学土壤的耕耘与润泽，也进一步提升了宝应的文学底蕴。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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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