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大师——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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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师——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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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文周刊·高一版》2018年第18期

1.自设“启”姓当始祖

启功先生是满族人，清朝皇室后裔，雍正帝九世孙，名为爱新觉罗·启功，但他从未用过“爱新觉罗”的姓。他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伯，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给启功写信，上书“爱新觉罗·启功收”，启功开始只是一笑，不以为意。后来这种写法的信件越来越多，启功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启功还特意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昭告天下：“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2.没有学历的大学教授

在亲友的资助下，启功入学读书，但因家境窘困最终高中未能毕业即辍学回家。辍学后，他先后师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等人学习书法丹青和古典文学，为维持生计边学习边做家庭教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认准了启功是个可造之才，1938年陈垣聘请启功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教授国文。此后，启功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他的学生们，他先后开过中国文学、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历代文选等课程，由一名普通的讲师成长为副教授、教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学历的大学教授之一。 3.独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发现问题出在字的“结构”上。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启功发现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即“五三五”不等分法，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4.天下第一等搞笑大师

启功先生2005年去世，在结发妻子于1975年病逝不久，也就是他六十六岁时，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没有人像启功那样，提前几十年用搞笑的打油诗给自己盖棺定论，如今这打油诗一样的墓志铭永久地凿刻在先生的墓碑上了。

记 者：启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您是我们书法界的老前辈，学问、书法享誉海内外。能不能先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教书、治学这样一条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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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功：感谢《书法》杂志和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老前辈，学问、书法如何如何，我不敢当。我一直认为，我够不上一个书法家，我的职业是教书，写字、画画都是业余爱好。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我祖父能画些写意花卉，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受了祖父的熏陶。因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着笔，花鸟虫鱼，几笔而成，那时我想当个画家挺有意思的；后来就拜贾羲民先生为师。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他常带我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书画，后来又介绍我认识吴镜汀先生，跟吴先生学。学了一段，挺有长进。慢慢就有人来求画了。有一次，一位长亲命我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来，我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你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题写。”那意思是说，我的字太差，这对我刺激很大。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写好字，给自己争口气。这样一辈子就跟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承恩师陈垣先生的提携，在辅仁大学教国文，研究诗词、韵律、文法。抗战胜利后当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鉴定古文书和文物，也在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兼过教授。解放后又参加过《红楼梦》程乙本注释，《清史稿》标点，这些都是对我一生很有意义的经历。因为学海无涯，每一个工作都促使我去学习、研究，这样我也就在文史、文物、书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不敢说有多少成就，一辈子都在学倒是真的，学问方面是这样，书法方面也是这样。

记 者：书法史上很多书法家把“德”“学”作为书法艺术的内在要求，但历史上确实不少大学者、儒学大师书法一般。怎么理解这一矛盾现象？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书法家应该怎样立身处世？

启 功：“德”和“学”每个人都要讲求，但这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与艺术方法不是一回事。宋代的蔡京、秦桧是坏人，他们的字写得很好，后来的朱元璋、袁世凯，写得也不坏，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大家也向他们歌功颂德。假如拿出他们写的残纸片，大家不知是谁写的，那又怎么评论写这字的人是好是坏呢？写字的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就要知道仁义道德。所以书法家讲道德，理所应当，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但做人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不能把礼义廉耻都扔一边。这不仅仅是对书法家的要求，对整个社会都应如此。写字与“德”“学”是两个问题。这好比我们世俗的人见一个僧人，先问他是否吃肉喝酒。如吃肉喝酒就认为他不算好和尚。其实佛释迦牟尼出家后，每天挨家乞食，也没听说佛乞素食。佛不专乞素食，难道就是假佛吗？ 我是封建余孽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刚去世，要不然让她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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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词，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选自《启功自述》）

93年的漫长人生，启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良好的家教，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以及乐观善良的性格，使他能够超然地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一颗纯净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卢梭说过：“除了身体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以外，一切痛苦都是想象出来的。”生活中许多人总觉得活得很累，总有很多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常犯一种错误——放大痛苦。其实人生中挫折与失误时常有之，遭遇挫折与失误不应一味放大痛苦让其充塞心灵，应学会坦然面对，这样才能收获快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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