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尔铁塔的启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之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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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的启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之再探讨

作者：李峰

来源：《北方美术（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圣经是连接上帝的纽带，然而“圣经”也是一个可以触及灵魂深处的梦想，绝不仅仅是神学上的宗教工作项目而已。正是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梦想，正是这个摆脱了所谓技术支撑的梦想，最终产生了无数的描绘圣经的经典作品，似乎艺术的功用就是去揭示一些深奥但却无用的事物。就像这埃菲尔铁塔，几乎立刻就脱离了那些能使她得以存在的科学性考虑（就是铁塔必须具备实用性这一事实），她就从人类无限变幻的梦想中呱呱坠地：埃菲尔铁塔体现了一种信念，这种没有任何实用性的信念就是要让埃菲尔铁塔永远矗立在人类的想象空间中。

——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

“公共艺术”这样一个概念诞生在上个世纪60 年代，近年来对它的各种讨论甚嚣尘上：公共艺术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出现之前的艺术究竟算不算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究竟是应该关心社会还是保持其自身的精英性？其实界定什么是公共艺术就像界定什么是艺术一样困难，因而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但公共艺术必然是要具有“公共性”的，是与公共空间发生关系，与社会形成互动的，因而就不能单单是艺术家个人的“为艺术而艺术”，在这一点上，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

在这样一些争论中，可以看到很多人持这样一种论点，认为“公共艺术”既然是要置于公共空间之中的，是具有“公共性”的，就必须要关心社会问题，使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市民性，甚至更极端者认为一件“公共艺术品”必须征求广大市民的认可才能置于公共空间。对于这样一种观点，笔者表示不敢苟同。我的不赞同并不在于认为艺术品就应该是“为艺术而艺术”，关心社会问题和亲民的艺术就不是好的艺术，而是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混淆了一件艺术作品是否是公共艺术和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应该关心公共问题这两个概念。事实上，一件“公共艺术”作品是可以关心公共问题的，一件并非“公共艺术”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关心社会问题；反之，一件普通的艺术品可以关心纯形式和纯审美的问题，一件公共艺术作品也可以关心纯形式和纯审美的问题。因而，是否关心社会问题仅仅是艺术品的题材和内容的问题，并不能因而判断这件作品是否是“公共艺术”。

而公共艺术所具备的必须具有的“公共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便是回到艺术史上去寻找例证。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法国大革命，而中国艺术家刘小东的《三峡移民》则很明显是关心三峡建成之后当地的人民生活状况，两者确乎都是非常优秀的关心社会生活问题的艺术作品，但很明显都是架上绘画，不属于公共艺术。然而日本的“物派”艺术家则创作出一系列并不太关心所谓的“社会问题”的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如《水的神殿》《空的台座》等，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不是社会空间，而是艺术空间。所以如果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界定为“人民性”乃至于“为人民服务”则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荼毒。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种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的论调会如此盛行呢？其实这是与中国的现状分不开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中国现有的“公共艺术”作品大多都是政府主持建造的公共垃圾，所以很多人便认为引入“民意”，将“公共艺术”作品的建立“民主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力方案。而事实上中国的公共艺术所存在的问题确实存在程序上的巨大问题，然而这真的只是程序问题吗？


历史之所以具有意义，正是因为它对于“现在”这样一个维度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在面对纠缠不清的问题的时候，艺术史也是如此。尽管“公共艺术”是上世纪60 年代才出现的概念，但艺术史已经给“公共艺术”提供了一个预先的“图式”。尽管现代艺术诞生之初，包含了传统艺术中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和对艺术历史的决裂的态度，然而，笔者认为从现代艺术的时间来看，依然符合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所提出的“图式—修正”①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而并非真正地与历史断裂，或者说现代艺术不幸，无法摆脱艺术历史上“影响的焦虑”②，又或者说现代艺术有幸依然可以找到精神性的依托，那么我认为埃菲尔铁塔便是这样一种“图式”。

埃菲尔铁塔并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却几乎具有“公共艺术”的一切特质，甚至具有当代“公共艺术”所难以超越的先锋意义。而且其建立的历史对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也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尽管埃菲尔铁塔在现代已经被当作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但在其建立之初，却并不为巴黎人民所认可。埃菲尔铁塔建造于19 世纪末，也就是工业革命席卷世界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埃菲尔铁塔建造的时代，正是“现代”真正来临的时刻。埃菲尔铁塔初看上去，似乎与“哥特式”教堂的尖塔并无太大分别，然而，正如它的名字，整个塔却是完全由金属建造，而且是孤零零不附属于任何宗教建筑物的独立的尖塔，绝非古典建筑，正像一个通往“现代”的脚手架，每年登上埃菲尔铁塔的观众比进入巴黎圣母院的还多，然而其四周都是空洞，没有墙壁，没有真正的“内部”，因而并非建筑。

铁塔伫立于巴黎马尔斯广场，与巴黎圣母院、卢浮宫一样，位于巴黎的中轴线上，因而是典型的位于公共空间，又与市民发生关系的现代艺术品。

而其建造的历史则更发人深思。彼时英国举行万国博览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国政府便想建立一个超过英国“水晶宫”的标志性作品，因而举行设计竞赛征集方案，最后法国博览会总委员会选中了埃菲尔的方案，当时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文化人士都反对这一建议，听说这个计划之后马上就发表了抗议信：“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追求什么了，该想象一下这个奇怪可笑的铁塔了。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工厂烟囱，耸立在巴黎的上空。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掩盖巴黎圣母院、残疾人宫、凯旋门等著名的建筑物。这根由钢铁铆接起来的丑陋的柱子将会给这座有着数百年气息的古城投下令人厌恶的影子……”以致在其建造很多年以后，巴黎人都厌恶它的存在。然而直到今天，埃菲尔铁塔建立之时的那些反对声均已湮没，现在已经成为像巴黎圣母院一样可以进入艺术史的伟大作品，然而其前卫性却并未丝毫减弱。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座几乎会成为“不朽”的铁塔却是法国政府违反民意主持建造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如此，在建造埃菲尔铁塔的时候，在程序上与中国建造“公共艺术”依然有所差别，差别就在于“博览委员会”，可是中国也有同样的设计征集过程，或许法国在这样的竞赛中足够公正，中国的竞标存在各种漏洞，但是果真只是程序漏洞的问题吗？民主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果真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吗？或许未必。事实上并非埃菲尔铁塔一个例外，法国历史上直到现代，很多建筑和艺术品的建立皆出于统治者的个人意愿，例如著名的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官员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尽管直至今日，奥斯曼的行为仍遭受到非议，然而，干净宽敞的现代巴黎的图景则仰赖奥斯曼男爵的改造，因为历史上的巴黎是肮脏不堪的。因而，民主程序从来不是一个城市艺术品质的决定性因素。正相反，其实正是所谓“民意”造成了中国现在城市“公共艺术”的趣味。因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经济等原因，中国一直在奉行“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方针，中国大批艺术家进入基层，批判“文人画”，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事实上整个社会都在压制个人创造，压抑对艺术的真正热情，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艺术，缺乏真正的艺术性，上世纪80 年代才出现“人文”的回归，然而直至现在，依然没有太多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趣味，是与这种历史极其相关的，因而“民主程序”绝非解决中国“公共艺术”现状的最重要因素，而引入“市民意愿”则更非善事，尽管这样的方式在国外非常有效。


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自由竞争，但却很少提及他之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其大意便是自由竞争之前必须有具有广泛的“公民意识”存在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之前，“自由竞争”是对社会非常有害的。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的“公共艺术”，中国的“公民”是缺乏基本的艺术认知的，更多则是对现实的考量，倘若将中国“公民”的意见作为“公共艺术”重要的考量因素，中国的“公共艺术”并不会更有起色。

在埃菲尔铁塔这个例子当中，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性”也许还有另一重含义，它并不与“精英性”对立，相反的，好的“公共艺术”必须是“公共性”与“精英性”合二为一的艺术。历史可以证明，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不为当时的普罗大众，乃至具有较高修养的艺术家所接受的，在当时是有所争议的，因为优秀的艺术品不为“时间性”所限制，只有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普罗大众很难有穿越历史的眼光。因而承担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绝不是“民意”，而是专业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专业人士有提高市民艺术修养的重任，因而只有对艺术家的充分尊重和在“公共艺术”建造中尊重专业人士的建议，才能够有朝一日培养出懂得艺术和尊重艺术的广大“公民”和政府官员，这样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的“公共艺术”普遍提高，真正实现“公共艺术”的“公共性”。

注释：

①《艺术与错觉》，贡布里希著。

②《影响与焦虑》，哈罗德· 布鲁姆著。本书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作者认为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传统给当代诗人造成“影响的焦虑”，只有那些具有天赋的“强力诗人”才能“杀掉父亲”，赢得缪斯的青睐。

李 峰：山西中北大学艺术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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