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计算还是社会化计算社会计算还是社会化计算社会计算还是社会化计算社会计算还是社会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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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日上午，有幸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社会计算”启动暨研讨会。来自北大、香港城大、哈工大的三位教授和本人分别做了报告，我的题目是：“计算思维、计算文化、计算社会：关于社会计算基础的讨论。”在我的报告之前，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的报告：“社会化计算的扩散与普及。”祝教授的报告中，认为社会计算的含义不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化计算。祝教授的报告十分出色，给我许多启发，但我无法同意社会计算是社会化计算的说法。在开始自己的报告之前，我对此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现转述如下，供大家进一步讨论并批评指正。

首先，我感觉这与我开始社会计算研究的最初动机相反。我提“社会计算”，其实就是“计算社会科学”，追求的是“计算化的社会”，而不是“社会化的计算”。我认为，“社会化的计算”是把计算作为现有社会科学研究之工具的“倒退”之举，最终可能是社会科学现状的维持，而“计算化的社会”是把社会作为目前计算科学升华之平台的“前进”之举，目标是引发社会科学的变革，使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现实走向“人工”，开发Cyberspace、人工社会、平行世界、最终从工业时代走向“智业”或“知业”时代。

就我个人而言，社会计算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经验上是源于自己从事开源情报及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在情报和安全工作中注入新的科学的内容及方法；在思想上是源于波尔普“开放社会”和金观涛“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影响，希望能以可计算的方式研究各种社会假说，进而对其理论的后果有一个量化且可比较的认识。

为什么要提倡社会计算研究？

以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作为例子。工业时代中的各种“人造过程”，如现代工厂里的各种物理化学反应过程，其实在农业时代里都存在，但却是自然的过程，其强度、速度或规范一般都小，一旦大了就是“自然灾害”了。“人造”自然过程的强度、速度和规模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管理，因此过程控制系统PCS、集散控制系统DCS和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等等，都成了工业时代必不可少的。因为再按过去农业时代的方式进行管理，就会产生“人造”自然过程的爆炸、起火、污染和资源的浪费，而新的工业化管理的基础就是现代物理学和其它现代科学。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从工业时代向智业或知业时代过渡。由于因特网、社会媒体、特别是微博等的出现，促生了许多“人工过程”，如人肉搜索、团购、“秒杀”等社会过程。其实这些社会现象过去都有，但在无网的时代这些过程的速度、强度和规模一般都很小，一旦大了就是“社会动乱”了。不久，未来的“人工”社会过程之强度、速度和规模将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化的社会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社会，所以未来的社会过程控制系统（SPC）、集散社会管理系统（DSM）和社会资源规划系统（SRC）等等，也将变得必不可少。因为再按过去的方式管理社会，就会产生“人工”社会过程的“爆炸”，“起火”，“污染”和资源的“浪费”。而实现科学化的社会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社会科学真正的“现代化”，从定性走向定量，从离线走向在线，从时滞走向实时，其核心就是社会计算方法或计算社会科学。一句话，社会系统本身已光速化量子化了，社会科学也必须像百年前发生的物理科学革命那样，实现“量子化”、“光速化”、计算化。

所以，我们要研究并普及社会计算。

过去三十年，我个人的研究主要是自动化和计算机的结合。回国后，研究的核心就是基于ACP的平行系统方法。在自动化方面，以平行控制和平行管理为主；在计算机方面，首先是社会计算，其次是计算思维；一是关于研究与应用，是百年前“赛先生”的今日之影；一是关于教育与普及，是百年前“德先生”的今日之影。

有趣的是，社会计算一词是新在中文，旧在英文；而计算思维一词是旧在中文，新在英文。碰巧的是，从可以查到的文献上看，这两个词都是本人引入到国内计算机研究领域的（欢迎提供反例）


自己社会计算的观念源于九十年代短暂的Day Trader经历和语言动力学与开源情报及安全问题的研究，成形于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起名时曾在“计算社会学”和“社会计算”之间犹豫。最初曾叫“计算社会学”(见文【1】),是因为我曾在浙大学习研究过计算力学，但担心把社会学放在名称里，会使从事计算机研究的科研人员有所顾忌，影响其发展，因此才决定采用“社会计算”一词。相关文献，可见【2-12

但是，当我与学生一起上网查询时，发现尽管中文里当时还没有“社会计算”一词，但英文“Social Computing”一词，有人早在1994年就用过了。这一度使我十分沮丧，曾想回到“计算社会学”一词。但找来原文一查，发现文中虽用了“Social Computing”一词，但一开头就解释其“Social Computing”就是“Social Software”，即社会软件之意，如电子邮件、CSCW等等，可见【13】，并不是我们所指的“社会计算”，即广义而言的“面向社会科学的计算理论和方法”，狭义而言的“面向社会活动、社会过程、社会组织及其作用和效应的计算理论和方法”。这一发现，使我释然，最后决定还是以“社会计算”命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2006年，借成立ACM北京分会和情报安全信息学国际团队评审的机会，我们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关于社会计算的研讨会，即“ACM Workshop on Societal Security and Computing”，同时申请香山会议，即后来的2007年第299届香山会议“社会计算的基础理论和应用”，之后在国内外，我们团队首先于2008年举办了IEEE Social Computing Workshop（SoCo）和中国科协学术沙龙“社会计算——社会能计算吗？”，后于2009年由来实验室寻求合作的Justin Zhan博士推动启动了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和中国首届社会计算会议。此外，我们团队还于2006年和2007年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与《IEEE 智能系统》组织了中外最初的新意义下的社会计算专刊。

在美国，除社会软件的Social Computing研讨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下的相关会议是2007年底哈佛大学举行的“计算社会科学”研讨会。我曾被邀参加哈佛的研讨，可惜因为当年10月刚去波士顿参加IEEE TAB会议并顺访了哈佛，无力12月再回去，故与此次会议失之交臂。2008年，美国空军资助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社会计算、行为建模和预测”研讨会，同年还有海军资助的“社会计算与文化建模”研讨会。200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研讨会的总结，大大地促进了计算社会学或社会计算的研究。同年，应美国海军全球研究办公室之邀，我去泰国在第二届国际"社会计算与文化建模"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人肉搜索及网民社会运动群体（CeSMO)的主题报告【14-16】。现在，社会计算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研究热点。

过去，总有人问我什么是社会计算；现在，很少有人再问我何为社会计算了；尽管至今我更无法十分明确地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个发展十分迅猛的领域。

不管怎样，由文献而言，社会计算一词新在中文，旧在英文，新意义下真正明确的研究源于中国（欢迎提供反例）。

计算思维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翻译周以真的“Computational Thinking”之前【16，17】，我也到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中国早有人用过计算思维一词，但多是文学或者文化性的提法，科学方法意义下的“计算思维”当数黄崇福1992年在其博士论文【18】中的定义：“计算思维就是思维过程或功能的计算模拟方法论，其研究的目的是提供适当的方法，使人们能借助现代和将来的计算机。逐步达到人工智能的较高目标。”显然，这是人工智能或认识科学的提法，与周以真对“计算思维”的定义是不同的，故“中文先之，英文新之”，但应以英文的“计算思维”为主。

目前，国内以陈国良院士为首的团队正在大力推广计算思维的教学与普及，呈现可喜的发展势头。这使我感到十分鼓舞。因为没有计算思维的普及，就不会有社会计算的社会应用基础。

以上是关于“社会计算”和“计算思维”一点认识和回顾，感谢参与《中国人民大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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