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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新论
戊戌变法作为清末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变革,竟在不到百日的燃放后竟瞬间熄灭了,是什么使戊戌变法如此短命?
这第一点便是民心,古人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先不提清朝时人民的学识水平,维新思想主要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而也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却是最没有力量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喊喊口号还是可以的,但真若让他们实际跟政府相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底层的人民在历代,都是不要命的象征。始皇统一全国前后,从燕国的荆轲到韩国的张良都试过刺杀这一种方法,结果都没成功。“数死竟不死,天意未可知”。可为什么这个庞大的帝国,眼看已经把所有反动派和潜在的反动派都消灭掉了或控制住了。却为什么让陈胜,吴广这一帮农民给干下去了呢?不得不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戊戌变法也犯了这种错误,底层人民眼睛被统治者蒙蔽,而改革者区不能将之打开,结果可想而知。人民只能认为你是乱臣贼子,就如同明末的袁崇焕,仅仅因为谣言,和皇帝下的圣旨就让人们相信他与满人勾结,最后被百姓分食。更不用说思想被严格控制的清朝了。所以戊戌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也在维新变法最兴盛的湖南,记载一个土匪和房屋坍塌都比变法重要,可想而知所谓的“兴民权”只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四人。首先看严复,严复算是戊戌变法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了,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在他《原强》中关于变法的一句话让人深思。“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这种制度与现在的教育方式有何不同。这是多好的一个建议,却毁在了康有为的急功近利上。众所周知这种制度是需要一定的运行周期的。而直到变法结束,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可以支持变法的人民。民众还是民智未开。这也就说明变法是最忌讳急躁的。
剩下的三人都没有留学的经历,都是在国内自学成才的西学家,既然是国内自学的,那么就还是逃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尤以自大的康有为为例。自12岁看完龙舟写出40句长诗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些经典的语句不乏于耳“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天生我聪明才力过于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我为私民计耳”“吾少尝欲自立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子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之中近乎于无知的自大,使他不知道政治究竟是何物,一场变法不是就同写首长诗一样容易。梁启超是这么评价康有为的“吾以为谓之改革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领导了维新运动,而那些想参加维新运动的朝廷大员,不是被拒绝,就
是对其失望,最著名的就是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个重量级人物。或许在康有为眼中,只要有自己变法就能成功吧。谭嗣同,不得不说他是个政治白痴,身怀一把尖刀同袁世凯谈判这种行为我很佩服但又很鄙视,鄙视他的天真。这也是一个理想者所不能缺少的吧。最后任公先生不予评价。
在一个说说皇帝,维新变法要说没有依仗那也不对,但偏偏依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光绪帝。这个光绪可不是在电视剧里的光绪。从小到大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想想一个连吃饭都只能偷得皇帝是有多可怜,也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慈禧手掌下的皇帝,看到了极度自信的康有为,不由得就想翻开慈禧的手掌,但是他没想到,他所拥有的一点儿权力都是慈禧故意放出的。而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悲剧从开始就注定了。
维新变法这一场纯以书生为主的变法失败了,但这场变法让我们学会了什么?任何依靠于封建的改革,在这个时期,都是不行的,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只有彻底使底层人民得到解放,得到意识的升华,中国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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