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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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的分类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 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古体诗,古体诗,又称古风。《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后人引申把诗歌也称为。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个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行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因为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古体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骚体诗后者用连词和语气助词将句式变长,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所以,《诗经》《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很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从军行与军队军事相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相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升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


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能够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能够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注重。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很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很多的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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