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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理论简介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四转型期：转型期是指传统译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移的时期，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这一时间的翻译理论相对比较贫瘠。
按照现在的观点，传统翻译研究乃是所谓“古典文论学派”。传统的翻译研究，仍然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没 有突破。 传统翻译研究着眼的乃是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它强调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主张指涉文本自身的“内向性忠实”，其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如写作与翻译的等级喻说、翻译的价值中立、语言的透明性，以及语言规律（或文本文内结构）对于意义的预设等。这一点既解释了王宏印等提倡重释“古典文论学派”的主张，又解释了林克难、罗新璋、吴立诚与王东风等对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批评。作为具有典型规范性特征的“古典文论学派”翻译理论其典型缺陷在于它的演绎式研究模式，即以点代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的作用普泛化。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１９９０∶ｉｉｉ—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摆脱翻译理论研究的这种传统，并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此间，学界所关心的主要是翻译的技法、英、汉双语在技术层面的比照、九十年代末期之前，这种方式甚至一度规约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教学研究乃至翻译著作的述评，造成了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性上的局限与偏颇。
步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如赵家琎（1996）、韩加明（1996）、刘军平（1997）、罗选民（1997）、林克难（1998）、张美芳（1998）以及仲伟合（1999）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字眼，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张美芳（2000）、孙会军（2000）、马会娟（2001）、张德让（2001）、蔡新乐（2001）、傅勇林（2001）、佟立（2001）、林克难（2001）、张南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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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