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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人类历史文明的宏篇巨著,同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作者:(英国)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类型: 历史学论著成书时间:1939-1961年
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在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母亲的影响下,汤因比从小就喜爱历史。他7岁学习拉丁语,8岁学习希腊语,曾先后就读于温契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一战期间,他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局工作,1918年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1919年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920年开始主编《国际事务概览》,193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二战期间,担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7年赴美国讲学。1955年,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同时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1975年,汤因比因病去世。推荐阅读版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因比汤因比的宏伟计划是要比较各种文明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发现它们兴衰的原因和过程。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应当从文明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因为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什么是文明?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指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群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据此,他从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划分出26个文明形态,其中21种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叙利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和玛雅文明。另外五个停滞发展的是:波斯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奥斯曼文明和斯巴达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如古希腊文明的倾向是美学,古印度文明的倾向是宗教,古中国文明的倾向是伦理道德。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互动。同时,汤因比采用了文明模式来研究历史,他十分重视中国文明,在他的系统中,就有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首先他谈到了中国统一文字的问题。汤因比在中华世界,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解决语言问题。这位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开创者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惟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地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那些地方性文字外人只能看懂一部分)。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秦始皇的功绩就是使中华社会有了统一的视觉语言。哪怕口头语言分裂成相互听不懂的方言,但这种统一的文字使士大夫阶层有了一个共同交流的手段。但是,如果中华世界没有其他既有助于文字统一、也有助于口语统一的因素起作用,这种“书同文”也不能使中华世界摆脱各种语言不能通的悲惨局面。仍然从秦始皇时代出发,汤因比谈到了国家统治思想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地方诸侯国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战胜了自己的最后竞争者首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在公元前4世纪系统地革新了社会经济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将增加的产品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使秦国在各竞争对手当中露出头角。但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当这个统一国家的奠基人秦始皇将统治扩及整个中国时,引起了剧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后,秦朝的统治很快被推翻,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哲学上的“法家”(其理论曾是秦政权行事的依据)流派,都受到后来确立的中国传统的排斥。由汉武帝正式尊崇并直到1911年断断续续保持其垄断地位的哲学流派不是法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儒学虽然懂得水利对农业和交通的价值,但对农业之外的经济事业不感兴趣。汤因比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这样的统一国家不断崩溃的事,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建立在同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譬如,它可以解释埃及古王国的覆灭,可解释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其西部行省的垮台,可解释在同一地区的罗马帝国化身———加洛林王朝于9世纪的崩溃,以及11世纪在安纳托利亚的罗马帝国化身———拜占庭
帝国的覆亡。所有这四个案例都发生在与中国相对的旧世界的另一端,这些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汤因比极大地赞扬了中国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史实,并且认为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的初起时期,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在这个时期,中国是以地方列国政治分立的局面出现的,秦汉王朝最终实现的政治统一,则是列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痛苦战争的结果。但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中国早期史的这种可靠的构成,包括政治分裂与思想文化成就的共时性,与早期希腊史的结构雷同,完全不同于接踵而来的中国历史形态,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统一的轮廓不断被非正常与暂时的分裂动乱所打断。尽管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他已经从中国灿烂的古文明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历史研究》书影1914年8月,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讲授古典希腊历史时,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给了他一个直到近60年后仍未摆脱的震撼----为这世界分崩离析、各国间血腥战争而震撼。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拉开序幕,随后的两年间,汤因比在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竟有半数死于战争。修昔底德写下了记录希波战争的《历史》,在修昔底德的震撼之下,汤因为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历史研究》的写作中。《历史研究》共12卷,出版前后费时27年,于1939年至1961年间出齐,作者总共引用上百种文献资料与多种语言。《历史研究》是汤因比的最重要的历史巨著。这本书的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汤因比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他生活的时代。同时也表明这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汤因比汤因比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他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有史可载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是极其短暂的,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人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近的时代。史学家必须采用全面的、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必须抛弃以前那种错误的中心优越观点,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为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历史研究》摒弃了西方史学的传统分期,超越国家、时代的界限,以“文明”作为研究对象和社会形态的总称。在书中纵览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描述了已知的31种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落,考察各种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他认为各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其中挑战和应战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收集历史资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能做到的,然而汤因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精神让书中的史料活了起来,仿佛有某种灵魂似的东西贯穿于作品中。汤因比如果没有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汤因比会坚定地相信他将在一个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直至1914年8月,当他26岁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他去认识现实。汤因比在1972年简编本的自序中说:“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他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曾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混乱时期”,这个时期的事变推动着人们“去关心时事演变所提出的每一个历史之谜”。世界的不安定状态促使汤因比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来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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