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诗歌对鲁迅《野草》精神的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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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穆旦诗歌对鲁迅《野草》精神的承继

作者：庞云芳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8期



摘 要：穆旦诗歌中的“执着”似乎骨子里流淌着与鲁迅相似的倔强。“在穆旦的体验和忧愤中，我们又仿佛看见了鲁迅的影子，那孤独地穿行在人群沙漠中的先觉者，以自己犀利的目光读解着几千年的历史，读解着中国社会无穷无尽的阴谋和痛楚……”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反抗形象在穆旦诗里同样有着深沉的呐喊，面对民族不同的历史境遇，穆旦实现了对鲁迅的一种精神承继。二者都毅然站立在历史的前沿，像斗士一样践行着生命尊严，将民族情感浓缩于字里行间。

关键词：穆旦 鲁迅 《野草》

一、流浪精神：从《过客》到《流浪人》

20 世纪20 年代，中国处于动荡不堪的局面，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作家在对外界现实彻底失望的条件下，开始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构建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从而满足心灵驰骋的空间。他们大多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甚至于不谙世事。戴望舒的《寻梦者》、何其芳的《画梦录》、卞之琳的《灯火》都充分反映出一批“寻梦者”形象，在梦幻般的世界里流露着一份痴迷，积淀着生命的感动。打破古代文学“诗言志”的传统，使中国现代诗歌的“纯诗”走得更远一些。可是，长期沉迷于风花雪月，徘徊于忧郁苦闷，必然会使得诗人的思绪范围狭小，从而使得诗歌成为空中飘絮，飞扬飞扬，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出现了一位“过客”，他的出现有着戏剧般的形式，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他的人生有着戏剧般的历史，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去，这一切构成了悲剧般的命运。

这一形象令人不由得想到鲁迅，艰难地跋涉在寻求的道路上，虽然困顿，却不曾放弃，那阴沉而又坚毅的目光直视着前方，衣衫褴褛挡不住精神的诉求。未来的不可知也难以阻挡脚下的步伐。稍稍的停歇都会使他感到不安，不管前方是“坟”还是“野百合，野蔷薇”“我只得走”，断然不能返回。社会的羁绊，人性的虚伪，无处不在。个体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或糊涂从世，或清醒叛离，抉择于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问。“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认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他试图用自己的身躯踏出一条血路，给予那些“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们些许指引，把寂寞和痛苦甩在身后，用脚印丈量生命的分量，民族的未来。那片神秘的声音曾经回响在多少人的耳边，醒来又睡去，对于流浪的恐惧，对于孤独的害怕，一个又一个在精神的荒野里彷徨，迷惘甚至望而却步。只有他——那位目光阴沉的“过客”坚守着一份信念，期待着梦中的回音。

历史注定不让鲁迅先生寂寞地走下去，那神秘的声音召唤出了一位踽踽前行的苦行僧，那就是穆旦。这或许会使鲁迅先生感谢些许慰藉，他的影子后终于又出现了脚步声。许多年后的今天，才发现曾经指引诗人前行的“这种神秘的声音归根结底是隐藏在作家心灵深处的浓重的个人命运感，是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为了人类进步和正义的事业而漂泊不息、超越不止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类的良知、时代的理想、艺术的追求以及个人优秀的文化素养等因素凝聚而成的人格自律力量，它由作家自我认定、自我赋予，同时也必须由作家自我勇敢与坚定地去承担”。鲁迅，倔强地走向前方，最终留下寂寞；穆旦，执着于自己的那一场梦，终究破碎。

二、斗士形象：从《这样的战士》到《被围者》




鲁迅的《野草》集共收入1924—1926 年所作二十三篇散文诗，书前有题词一篇。而写于1925 年的有十五篇，所占篇幅超过百分之六十，而这其中又有一半的文章以“我梦见”为开头。这种梦境似的开头对现实进行了焦距似的拉伸，恍如隔世一般。如果说，《过客》中的“过客”更多地带着戏剧色彩，那么，《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则是革命现实中的斗士形象。他的出现不再神秘，而是前所未有的直接和铿锵有力。

《这样的战士》中出现了五次“但他举起了投枪”，犹如五个不同的战斗场面，一次比一次深入，而结果也越显悲壮。战士的出场是壮烈的，让人不由地想起古罗马竞技场的情景，只是面对的对手却截然不同。在各种好名目包装下的战场里一个人在战斗，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智慧，战胜内心的孤寂和犹豫也尤为重要。不管他们绣出什么花样，都要坚信那些都是要摧毁战士决斗信念的，他第一次向点头的他们举起了投枪。面对投枪，敌人变得更加虚伪和荒唐，竟然起誓证明他们的心和别人不一样，在胸膛的正中间，并且做得煞有介事。他清楚这只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如此荒谬至极的场景，让他的心里充满了愤懑，使他再次举起了投枪。他的投枪正中了他们的心窝，可是结果却只有一件外套，无物之物已经逃走，而他却成了罪人。背负着罪名，承受着几分挫败，他依然举起了投枪。后来，他遇到了更多的点头、外套，并且最终衰老、寿终，也并没有取得令人赞誉的胜利，但他还是举起了投枪，这看似徒劳的举动却恰恰证明了战士具有清醒的认识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对现实斗争清醒的认识和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思想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这个抒情的形象带来了特有的战斗光辉。这个永远举起投枪的战士，由于鲁迅对其韧性战斗精神的讴歌达到了顶点，从而成为体现这一精神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

鲁迅的“战士”执着于与“无物之物”做斗争，带着启蒙色彩和崇高性，穆旦的《被围者》则是在获得启蒙之后的对日常经验世界的反叛，他们都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形象。阿Q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那个圆画得不够完美而心存憾事，穆旦在那里收获了启示，圆的完整都是我们耽于行动的结果。要有这样一种呼喊，“毁坏它，朋友！”要有这样一种姿态，“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不再犹疑，不再幻想，唯有坚定的突围的决心和姿态，或许突围后的自己连平庸都不如，新的环境更寒冷，但是，围困的我们已无所顾忌，只有义无反顾地突出去，才会有所改变。正如唐湜所说：“《被围者》是一篇英雄主义的礼赞，对平庸的圆满的厌弃，诗人的勇者的气度至此才完全显露出来……这是一首生命的史诗！从青春的‘灿烂的焦躁’到衰老的‘一片沙砾’，从浪漫的旋转着的神智到平庸的空虚与真实的死亡，最后归结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突围的结局和战士的命运都带有殉道的性质，“无物之物”与“无人地带”都隐藏着作者深邃的洞察和卓灼的认识，坚韧的品格和搏斗的悲壮都曾现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斗士形象。”

三、生命意识：从《死火》到《在旷野上》《过客》中的过客如老翁一样，不再跋涉，停留下来，他的结局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回答就是：死的火焰。在《过客》中，鲁迅在那个老翁的身上发掘了这“死的火焰”的一种形态；到了《死火》，鲁迅进一步在他自身内部所拥有的痛苦和虚无的思想中，更深层次地发现了这“死的火焰”的另一种表现形态。《野草》中的散文诗大都好似一幕情景剧，设有背景、情节、形象，而每一幕发生的背景又不相同。《死火》开启了“我梦见”句式的一系列文章，它的背景设在了“冰山间”，从感觉和视觉两个角度来描写它的特征：“冰冷”“青白”。这时，一幅画面出现在我们眼前，青白的底色，到处都是冰川，好像生命在此刻是凝滞的，而不相协调的是画面中有一个人在冰冷的山谷之间奔驰，他的出现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穆旦与鲁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但他们却在生命价值的体认中做出了相似的选择。《死火》的背景是在“冰山间”，而穆旦的《在旷野上》则背景置换到了“旷野上”。为了那美丽的真理窃喜，这关乎生命的奥妙。“我”终于做出抉择：不再彷徨，告别不幸，甚至


连“我”那深情固执的童年一起埋葬。生存的荒谬充溢着整个世界，而没有人能记得，一天又一天上演着相同的幸福和快乐，人们乐在其中，可这些全是建立在各种罪恶上。就连津津乐道的悠久的美德也在贻害着一代又一代。只有对生命心怀敬意和热情的人才会有这些惊人的发现，冷静中带着残酷。诗中一组组相互矛盾的词语组合在一起：“童年”是“错误”的；“幸福”在“罪恶”上；“胜利”的“冬天”；“残酷”的“春天”……这些有悖于常理，却又合乎生存事实。如果说“我”对“生的痛苦”的发现带着很多“冷”色彩，那么“在旷野上，我独自回忆和梦想”就对生命仍然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于是诗人把视野从人间转向了天际，或许那里还留有一份纯净。“电子”“宇宙”“化合”这些科学类的术语在诗歌中似乎很不协调，可却是诗人用来处理现代生活中日常经验的一种技巧，正好映衬了人们的生活情感和现代科学之间有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死火》中的“我”奔跑于“冰山间”，而《在旷野上》的“我”是“驾着铠车驰骋”，看起来似乎更显力量和威风，可带来的却是肃穆的冬天。那象征着生命力的春天挽来的只能是“绝望的彩色”和“无助的夭亡”。“冬天”意象向来是冰冷、停滞、沉寂的象征，“冬天”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我”对生命的期待和希望再次化为虚无。

鲁迅的《野草》精神早已成为现代文学传统抒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或间接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作家，而穆旦却是一位深得《野草》精髓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他们在各种时代因素的激发下形塑了独特的个人生命图景，创造出了精深的文学实绩；而他们的‘相遇’，固然受到了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某种相似的社会文化语境的触发；但更多也更为持久的，乃是一种精神或心灵的遇合”。虽然二者的时代境遇不同，穆旦却在精神的求索上与鲁迅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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