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北宋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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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肇始于中央帝国崩溃、地方势力发展的五代，到北宋时渐成一定规模。五代、北宋前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五代、北宋之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农业一统天下，工商业颇不发达；至五代尤其是北宋以后，出现了“城市革命”，工商业犹如雨后春笋，在汴京、苏州、武昌等中心城市迅速发展。五代、宋代之前，城市的功能是以政治统治为最基本的功能，北魏首都洛阳、唐都长安均以居住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为主，唐都长安只有东西二市，可供工商业交易；北宋以后，城市“临街而市”，商业店铺随处可见。城市功能向工商业生产扩展。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与传统方式迥异，以致有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溯源于宋代。1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精致、浪漫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继承楚文化的遗风，重新登上社会舞台。充满空灵神巧的山水画和错落有致、饱含哀怨情思的宋词独放异彩。在传统的官、农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市民，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随之勃兴。由于宋朝版图的日益缩小，宋代人口突然浓缩在一个比较小的生活空间，粮食不够食用，便转而从事工商业，致使宋代城市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唐代以前的盛世，是农业盛世，一般都是以粮食收成和贮存为标志，如形容汉文景之治和武帝盛世时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形容唐开元、天宝盛世时则称“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3，以及“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私。稻粱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宋代以后，回忆其盛世，则留给人们的主要是其工商业发展的盛况和《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场景。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原发式文化转型，开始萌动。

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始于北宋，外国学者早有相类似的看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杭州居民的人口就翻了一番，迄1275年已逾百万。这种增长还并非京城特有的现象。”4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东洋的近世亦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因为宋代一反过去统一王朝的政治一统方式，采用了经济手段来治理天下：“宋代用武力统一天下，不必赘言，但动用经济力量的地方也甚多。……宋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这个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取得了成就，使以后历代王朝的基础固若金汤。中世时代屡屡重复出现的帝位篡夺，不再发生。”他指出，“运河网作为官道，大为发达，向普通民众开放，增加了国内商业活跃的程度，都市财富的力量得以崛起。可以见到，以这种都市发达为背景的文化日益向上；也可见到，一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进行，科学思想得到发展，人性亦同时有更多觉醒。”“中国社会在成为经济的统一体后，新文化普及，国民的自觉亦变得显著。在周围和中国平行发展的异民族各，可以看到国粹主义的勃兴。”

宋代的近世倾向，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定都商业都市开封，经济重心南移：“五代和宋以后，中国舍弃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国都移往交通都市和商业都市的开封，正揭示了这种讯息，也在一个方面表现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格。”宋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关中地区，但至宋时，经济中心已移至黄河长江的下流冲积平原，后梁始建都开封，“以后历代王朝，无法不置都于运河沿线，

1 日本·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认为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68页，中华书局，1992年7月。 2 《汉书·食货志》。

3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4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就是因为政治中心日渐受到经济、交通中心的牵引”。“宋代可以说是运河中心的经济时代。”“从经济上纵观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再降到明清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

其二，商品经济发达：“宋承五代，政治的同时也是在经济上国内市场的统一。……全国统一通用法定货币铜钱和习惯上的通货银块。……五代各国的国都虽然失去作为政治中心都市的意义，却作为商业都市继续存在，特别是唐代以来运河沿线出现的商业都市，更进一步发展，用蓄财富的方法，促使近世的文化发达，必然导致宋代社会不得不倾向于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

其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宋代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5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也把晚唐与宋代当作“从古代向近代早期的过渡”。“晚唐与宋则组成了中国后期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所产生的文明特色一直影响到20世纪。6

以北宋为里程碑，中国开始了其曲折、艰难的近世化历程。在这个时代，与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落后相比，中国社会可以说是棋先一着地走上了追求以经济手段治理天下为目标的近代文明之路。中国文化转型开始了，这种转型不同于鸦片战争后的被动转型，而是原发自生式的转型。这种未受外来文明冲力干扰的原发式转型虽然只能说是有所萌动，但它毕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中孕育了。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255页：“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却被中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欧洲社会具有哪些根本性的差异，那末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此所作的描述中。”“公元1000年左右，于东亚出现的新鲜事物一旦被集中起来，便形成了一个以其严密性和规模而非常感人的整体，……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变化。……人们于此采纳了‘文艺复兴’一词。”“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第257页。《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5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59—171页。 6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1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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