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诗歌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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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中华诗词自豪。因为它给了我们以智慧，而且更给了我们一颗世代相传的浪漫的诗心。中华诗词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它使我们擅于幻想，是我们在精神生活中拥有高雅的情趣和隽永的韵致。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些诗词的熏陶和感化，诗歌是他们想象力和智慧的启蒙。当他们并不识字的时候，中华传统的歌谣就通过母亲或祖母的口，传到了他们童稚的心田。

稍后就是李白他们了。中国的孩子很早就学会想象天上的月华――不是天文学上的月球――而是诗歌世界中的天上宫阙、千里外的婵娟、白玉盘、与我共舞的诗性的天边月圆，是如霜、似水、漂浮在春江之上照着花林、照着流水的、让人想家的故乡明月。我们的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诗意的幻想。他们的天空是开阔的，也是空灵和浪漫的。中华诗词哺育和滋养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子孙，这些诗词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开启了我们的幻想的窗口。 诗词把大自然人性化了，它使我们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对于自然风物的心领神会。我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能够用审美的、诗性的目光，审视我们拥有的和想象的一切，从而灵动地、潇洒地、同时更是飘逸地感受和体验那些空灵的世界。其实用不着别人的启示，我们几乎会“无师自通”地从乍放的柳芽中想象那把巧夺天工的无形的“剪刀”(贺知章《咏柳》)；我们也能在迷蒙于有无之间的草色中，感受到季节悄然的转换(韩愈《初春小雨》)；至少在一千年之前，我们的诗人就教我们用超功利的目光领略和欣赏春天的江、江上的月、月光里飘散的淡淡的雾，从而发出悠长的叩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歌培养了我们优美的心灵，高雅的情操，使我们即使面对极度的艰难，也能把那一切的困苦转化为优美和雍容。杰出的诗歌不仅诗化了我们的人生，而且健全了我们的民族的心智，它的影响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事情也许不是从李白他们开始，而是更早，也不仅是先秦，甚至在上古，我们有长达几千年的完整的诗史。在最早的《击壤歌》那里，我们就听见了我们的先民无羁、洒脱、自由而浪漫的内心召唤。此诗表明古代的士大夫和今日知识者的“清高”、或者对于权力的警觉与疏离，其自有源。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年代大约是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之间，至少也是距今三千年上下的作品。把诗推到极为隆崇的地位而被视为“经”书，也许是中国所仅有，也是中国诗歌的骄傲。问题不在于统治者和民间的重视，更在于它一出现便是惊人的完整和成熟。《诗经》的开始就意味着完成(当然是经过后人的“删削”)，它建立并宣告了一个诗歌体系的诞生：在诗歌的性质与功能上是“风、雅、颂”并备，在诗歌的艺术与技巧上是“赋、比、兴”俱存。

而《诗经》的意义，远不止于诗歌原则的建树，历来对于诗经的评价，都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审美范畴。它被认为是一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全能的教典。在古代，《诗经》的功能远不止于艺术的和审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教化。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些诗教不仅在于审美，更在于“实用”，孔子说：“诵诗三百首，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诗经》的成为“经书”而与《礼记》、《左传》、《大学》、《论语》等并列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是由于它最早形成“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的诗性准则，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精髓。《诗经》是中华诗情的源头，对后世的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给了我们最早的诗歌创作的典范，即一种全面的由审美进入而达于优化人生的诗歌准则，是一种始于诗性而达于诗教的古代诗歌理念。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中华诗词的灵魂和根本。

《诗经》是向我们全面展示诗歌魅力的集大成者。无论是从抒情或叙事的角度，也无论是从批判或颂扬的角度，它都是无可企及的典范。对于战乱的忧思，对于和平的向往，特别


是对于人间温暖的缅怀，对于四时风景的咏叹，都为中华民族的优美情操注入了永恒的活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矣，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采薇》是征人劳顿思乡的哀歌，吟唱于艰危极重之时。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劳卒的哀伤心情此刻却由于“依依杨柳”和“霏霏雨雪”的“好心情”的“嵌入”而得到了释放。这种近于“奢侈”的审美(对于悲哀)的介入，在提醒我们一种适当的诗的情感姿态。要是只热衷于“言说”而忘记这种“描写”，那么再动人的至情的表达也无从说起。而正是《采薇》一类诗歌的抒情所给与我们的宝贵启示。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北方的诗歌结集，它成为上古中国自民间直抵庙堂的美刺之音的空前集结。《诗经》思想境界高远，艺术积淀深厚，四言短句，吟咏再三，回环重叠，蔚为奇观。可以说，“诗三百”美轮美奂的资质之为后世所追崇，其恒久的盛况是空前，也可以说是因其“不见来者”而绝后的。历代都不乏对《诗经》篇章的颂扬的言说。《邶风?燕燕》被崇为“万古送别之祖”(王士祯《分甘余话》)，《小雅?采薇》被赞为：“历汉魏南朝至唐，屡见诗人追慕，而终有弗逮。”(陈子展《诗经直解》)。

中华诗歌在南方的崛起，是由一位伟大诗人宣告的。这就是李白诗中讲的“屈平词赋”的创作者。要是说《诗经》代表的是以民歌为主体的群体的歌吟，那么，屈原的出现，则宣告了作为个体的诗人写作时代的到来。正如《诗经》是不可替代的一样，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也是不可替代的。屈原充分个性化的诗歌，融君国与个人的忧思于一体，开启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灵智。屈原创造了一个艺术个性异常鲜明突出的诗人形象，哀郢怀沙，香草美人，奇诡华艳，温雅皎朗。 个性突出的诗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华诗歌一个(由群体吟咏到诗人创作)新的时代的到来。北方――南方，群体――个人，歌谣――诗人创作，从自然推过到全面展开，从初始到成熟，中华诗歌就是这样一路经历曲折而健康地行进着。它有惊人的自我调节并自我完成的平衡力，它以绵延不断的后续的奇迹而成为一个古老的诗歌传奇。

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沿着屈原开辟的道路，独立而自信地创造着、延续着、展开着。自此而后，诗有魏晋汉唐之盛，词有豪放婉约之分，由此进入元、明、乃至于清，以诗词的繁华鼎盛，挺进于日益隆盛的叙事作品之中。这些“浸入”叙事和戏剧的对话与情节乃至细节的诗词曲赋的碎片，如星月点缀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华彩。中华诗词因之也在所有的文学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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