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课论文试谈唐代“尚法”观点

2022-08-09 00:02:21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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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后的精神

——试论唐代尚法观点的内涵

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继魏晋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众多书学大家共同营造的盛唐气象，法度严谨，体式完备，规矩森严，风格繁复，达到了旷古绝今的地步。楷书大家中，欧体险峻、虞体冲和、褚体婉逸、颜体雄伟、柳体劲健，各具特色而自成一家：张旭、怀素以狂草留名于世，也一样不离矩彟：书法理论摆脱了作为书法创作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一种创造，孙过庭、张怀瓘，众多的书法理论家立言争鸣，对书法的运笔、结体、谋篇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范式，滋养并促进了唐代尚法书学理念与实践的发展。清梁巘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表达了后人对那一时期书法的艺术形态和书家的生活状态的概括。

那么，何为“法度”？

狭义地来讲，“法度”指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格式和范例以及群体化化传播的规则：运笔，讲求疾涩、轻重、提按、衄挫、讲求无往不复，无垂不收，欲横先竖，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等等；线条讲求运行了力度的变化、形成的质感，若有筋有肉，要力实而气空等等；结字讲求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窕、补空、覆盖等等；谋篇讲求浑然一体，行气通贯，一气呵成；墨的运用上，还讲求“带燥方润，将浓遂枯”。这已经发展为逐渐成为后人的一种普遍认同。

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它（法度）的系统庞大而复杂并且模糊，我们无法分清楚它的临界点在哪里，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一群不可穷尽的集知，这是艺术高度成熟的标志。”法度，是规则，是规律，而不仅是指楷书的技法形式规范，“既是人们对书法整体性、本质性的智慧把握，又是人们感情的抒发，精神气质的流露和知性的成果及理性的结晶，它极大地促进推动着书法艺术的向前发展。”

当然，广义的“法度”与的狭义“法度”并非水火不容，界限清晰。倒不如说，前者是书法内在的精神性，后者是外在的形式；前者侧重书法的精神传承，后者侧重书学的文化传播。两者，可以达到奇妙的统一。以颜真卿为例。有人认为，颜真卿书意超越，推陈出新：黄庭坚说：“„„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率与之合成。”充分肯定其创造性；而米芾又说：“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批评其囿于法式。后人评其楷书《自书告身》：“结字大小错落，行距疏密有变，字距上下参差，不追求形式上的齐整，但整体上血脉通畅，筋骨劲朗，风神俊逸，自有一种雄浑博大之气充溢与天地之间。”

应该说“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与古意之外”是比较好的概括。再如颠张醉素，二人的狂草，大胆狂放，自由畅达，任性随意，“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正所谓“张颠不颠”，“醉素不醉”。

广义的“法度”更多地体现着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从文字的创造和书法的产生来说，语言的发展，必须要找到文字作为载体；在载体即书法形象的创造过程中，先民的造型意识和审美观照，会受到宇宙万物的启示和暗示。因此，自然的意像性与书法的精神性有着内在的统一。汉代蔡邕在《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有言：“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浮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可见，书法赋形取相与自然造物，这是中国书法根深蒂固的认识。

与此相反，狭义的“法度”就显得世俗化和程式化，更多的是实用和功利的考量。诚然，我们不应否认这种法度的积极意义，它促进了书法的自觉意识，普及了书法的写作，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地位，还为后人提供了长久学习、遵循与仿效的范本。但是，广义“法度”后的书法精神，更有形而上的思辨，更能概括抽象的主体情性和生命意品。

欧虞颜柳与颠张醉素等书家，通过长期的书写实践，临摹，观察，思考，创新，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写范式，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创作心灵，价值取向，人生遭际，审美理念，以最舒适、最有表现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为各自的内在的书法精神寻得一个出口。张怀瓘写道：“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知者随性分而挹之。”得法，非墨守前人之法，而是依自然之理，从书家的本心和性灵出发，把书法当做一个生命形态而不是字画符号来创造，是“一种具有生命意味的审美形象创造”，具有“生动的生命神采追求”。

虞世南《笔髓论·契妙》所言：“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这是对书法精神很好的注解。为言赋形之时，参照的是自然万物的形态与姿势，天地山泽，鸟兽鱼虫，拈来以成姿致神采。同时，更为重要的——书者通过自然意象感受的，“决定事物本质特征的精神因素”：音乐般的韵律感，绘画般的形象感，舞蹈般的动态感，这些与万物运行存在的规律相生的精神实质，只可意会。这正是书法的精神，是书家真正需要追求的东西。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书法艺术形质意识与艺术追求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借用“气”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概念，

我们可以将书法的根本称之为“书之气”，“作为物质形态的书法，要以宇宙自然生存发展之理为书法创造之理”庄子也有类似看法：“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虽重视艺术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理想的一致性，强调在掌握书法规范的基础上，讲求“随心所欲不逾矩”。但也认为有自然规律的存在。《周易》中说“是故法象莫大于天地，变通莫大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相之。”解释了一个朴素的认识论，宇宙自然存在一个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阴阳的矛盾统一。其中自然包括书法。汉代蔡邕《九势》就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

从文字产生到书法艺术发展，都是法天则地的产物。书家用自我的人格意识和审美创作，将万物象精神气格形象化，再将精神气格形象化，这种自觉的创造思维和审美倾向，执着的生命意趣追求，以生命运动为美的书写意识正是“法度”背后的“精神”。

产生特殊张力的正是之前所言的精神，即对宇宙自然的观照，对造化规律的追寻。

唐尚法，唐人对“法度”的研究确实到到极致。其中褒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法度之后的精神，是永远有待发掘探索的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