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津门书法家华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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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津门书法家华世奎

作者：易明

来源：《艺术品鉴》 2016年第12期



华世奎在清末民初以其书法造诣享誉京津，影响江南。而且，他以出身于天津人俗称的“八大家”之一东门里“高台阶华家”和在清宣统年间曾任二品内阁阁丞，而成为天津近代有影响的人物。

一

华氏为江苏，无锡望族，居住于太湖鼋头渚附近。明朝末年，华氏族人华文炳奉母北迁，至直隶东安县（今安次县），清朝康熙二年(1663)华文鼎出任天津卫卫官，遂定居天津，鼓楼东大刘家胡同，后因家族繁衍，又移居现东门里141号大院。天津人俗称“高台阶华家”，就是因为当时大门口的青台阶有九级，一直延伸至街心。

华世奎生于同洽三年(1864年)甲子五月二十三日，1942年秋病逝，终年78岁。字璧臣（早年为弼臣），号思暗，晚年别号“北海逸民”。华世奎的父亲华承彦（字屏周），屡试不第，发誓要让儿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他课子甚严，指定书目，亲自讲授。除送华世奎人家塾读书外，每有他的知交来访谈话，也必叫华世奎站在旁边垂立“听教”。华世奎自4岁从父学书，宗颜真卿，每日必仿影20字，后临摩各家碑帖，寒暑不辍。

华世奎在光绪五年(1879年)16岁时入泮，考中秀才。在30岁时，应顺天乡试，于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年)考中恩科举人，升为翰林院编修。

越年，是慈禧太后的60整寿，官员仕子都要写贺寿颂圣的文章。华世奎的字体好，文章写得也很得体，被选中采用，送呈御览，得到慈禧的夸奖，遂被选人内阁，任中书，不久又被选为军机处章京。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风云四起，清政府为挽残局，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入主内阁，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所属各部工作听命于阁丞。此时华世奎出任阁丞，并被升为军机处章京领袖，实授正三品，同时兼任政治官报局的局长。华世奎的地位达到了顶峰，等于内阁副相，只听命于袁世凯一人。华世奎受到如此重用并非因为他有什么出色的政治才能，而是因他做事刻板，循规蹈矩，而又十分熟悉官场文牍的内中奥秘。表面上他能够在官场矛盾保持中立态度，依例办事，实质上，他在当时是偏向袁世凯的。他与徐世昌在翰林院同任编修时因同乡关系而结为朋友，后来徐世昌成为袁世凯北洋系的重要人物，是袁的得力策士。华世奎的升迁与徐世昌在袁跟前的介绍有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后，华世奎回到天津，坚持清朝遗老的态度。他的交际面极窄，经常来往的有严范孙、高凌霨、高凌雯，王仁安、徐世昌，张志潭等人。

二

在光绪三十年(1904)，北京的天、河两府（天津、河间）和直隶籍京官中，曾因李殿图、李鸿藻、张之万三公同入畿辅先哲祠的事引起一场风波。先哲祠是由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创办，祠内龛位分为：贤圣、名臣、孝友、儒林、循吏、隐逸各目。龛内所供的名位由华世奎书写。原来规定无论是谁必须死后30年才能盖棺论定，再议请入祠。但李鸿藻、张之万的地位较高，所以不少门生故吏、同乡官员没等他们死后满30年就倡议入祠。


当时，因甲申日俄之战、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的影响，清廷中派别之争日益加剧。对张之万与李鸿章的关系多有指摘，对李鸿藻主战也有非议，而李殿图的地位较低，不能先于李和张而入祠。结果由军机大臣鹿传霖支持，在光绪三十年春，将李鸿藻单独入祠。当就要进行祭奠的时候，拥戴张之万人祠的一派中有人涂抹了龛位上的字，并散发了“张之万不入祠，李鸿藻也不能人祠”的传单，仍要求三公一起入祠。鹿传霖闻之大怒，意欲追查。徐世昌和华世奎一起去劝阻鹿传霖。当时徐世昌一语不发，华世奎说：“出头露面的（指涂抹龛位的人）是一个人，没出面的不只一人，此事不可追究。”鹿传霖问他此事究竟何人指使，华说：“天、河二府都是。若论对李鸿藻单独入祠不满，直隶官员恐怕是一个意思。”鹿传霖指出张之万不能入祠是因他的一个族孙提出张之万袒护至亲李鸿章。华世奎说： “这不是家事。李鸿藻不入祠，就没人不满了。”后来，还是三公一起入祠。

当时，李鸿藻的门生故吏指责张之万袒护至亲李鸿章才造成甲午之败，张之万的门生故吏指责李鸿藻主战才造成割地赔款。华世奎明显偏向张之万，主要是对李鸿藻娶了一个使女作为继室，违犯了封建等级伦理不满。这曾是华世奎引为得意、常向家人讲述的一件事。由此，可见华世奎在政治上并无格外作为，而对封建正统却格外重视。

清帝退位的诏书是华世奎作为清朝忠臣最后写的一件重要文件。诏书是由华世奎写成，装裱成一幅横匾，从太和殿抬到天安门诏告天下。清帝退位后，华世奎没在北京逗留，便马上回到了天津。当时，袁世凯曾挽留他，他称病推辞。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当时，复辟后所下的第十九道伪谕就是宣召华世奎、郑孝胥等人京。因为复辟朝廷发表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华世奎有所不满，加上对张勋等一班武人看不起，便以足疾为由，没有进京．但是复辟失败，华世奎既不顾足疾（他的脚确实有病，行动不便，走路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挪），也不顾复辟朝廷曾召他人京会担当“复辟罪”的风险，却毅然于7月16日与徐世昌一起到北京，为开脱溥仪的复辟罪责，保住清室优待条件充当说客。当天，段祺瑞亲到徐世昌在北京的宅邸请教，段、徐、华一直密谋到深夜。清室及其亲贵深感其德，送他不少珍贵古物表示感谢，章一山、金息侯等遗老纷纷去看望他。

民国十八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北京政府，而且驱逐溥仪出宫，组成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华世奎闻知后垂涕痛哭，后得知李鸿藻之子李石曾参与接管故宫，他拍案大骂李石曾是“文正孽子，李氏罪人”（李鸿藻死后谥号“文正”）。

次年，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住在日租界张园，他每逢初一、十五必去朝见，恭请圣安。当时他在经济收入上已经每况愈下，但仍不断向溥仪“进贡”食品、钱财。他对溥仪生活上的“洋化”深为不满，常哀叹“大清出了败家子”。溥仪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划下潜去关外在伪满称帝后，曾派人（记得是一个内廷近侍）来看望并请教华世奎，华说： “皇上只要记住自己是大清的皇上就足够了。”当时他的好友高凌雳等曾请他在溥仪就任伪满皇帝时拟写“贺表”，他说，“掌柜的虽是老人，字号、东家却是新的，不必凑这个热闹了吧。”

他所忠诚的只是正统的清朝，他骂郑孝胥是溥仪身边将大清李代桃僵的“天下第一小人”。一次，他与陈宝琛（溥仪的师傅）在一个别人请客的场合上相遇，俩人一唱—和大骂郑孝胥，闹得主人很尴尬。

华世奎作为一方名流，但交际的人却很少，而且对民国官员采取傲谩排斥的态度。

自日军大举侵华，华世奎对满清复辟感到绝望，几乎更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他认为清亡于民国，民国亡于日本，都是因为溥仪在早忠奸不分，亲近郑孝胥之流始作俑。

三




华世奎的书法学《小麻姑仙坛记》，以浑厚势雄为胜，尤其大宇榜书功力颇深，在天津当年的四大书家（华世奎、盂广慧、严范孙、赵元礼）中名列前茅。

他自辛亥回津后，基本是以鬻字为生，但他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东门里老宅有他的账房，管事叫志原，专司卖字的事情。他当时的笔单是这样（以银元计）：对联（一般玉版宜长度，加长价格加倍）一副是8元，中堂一副是10元，匾额榜书另议，贺幛挽联另议。当时南方有一些书局、纸行常年订购他的书法作品，一次就预付银元数百上千元．对这样的订户，有时实行减半加一的优惠价，但作品大体只限于七言的对联，即一副对联收款4.4元，4元归账，4角留作帐房的零星花销。因为都知道华世奎是卖字为生，所以亲朋友好求字也都经过帐房。

管事志原是个很认真也很精明的人，暂时不用的现款他就放出去生息，想白得“华字”的人也难过他那一关。当时，华世奎在经济收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不致窘迫，与志原的善于经营和安排大有关系。

华世奎大字榜书的代表作一是北京的“和平门”（今已不存），一是天津的“天津劝业场”大字匾额。

民国初年，北京城垣门额重新书写，均出自书法名家、清光绪甲辰科翰林邵伯炯之手笔。袁世凯称帝时，在正阳门和宣武门间又开辟了一道门，名为“和平门”。当时，邵伯炯不在北京，征人题额而无人敢应，袁世凯就派人专请华世奎入京题写“和平门”门额．书成，华字与邵宇不分高下，于是，华世奎的书法之名在北京轰动。

众所周知，“天津劝业场”是华世奎所书，是他一生中执巢大字作品中极有功力的书法代表作。天津电视台曾经拍了一部电视短剧《华世奎醉写劝业场》，写华世奎如何与商人们杯觥交错，酒兴大发，趁酒写了这几个宇。尤为可笑的是，在剧中，商人们竟称华世奎“华爷”、“华老板”。在1992年由劝业场主办的一次电视晚会上，主持晚会的相声演员牛群又对此杜撰大加渲染。其实华世奎是一位书法家，却不是风流文人，而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官僚。所以他历来看不起商人，认为商人属于“下九流”，不和商人交往，更谈不到和商人觥筹交错。他写劝业场匾额时已经忌酒多年，醉写简直是无稽之谈。

其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从近年拍卖成绩看，其作品成交价多在15万元以上。其榜书八言联“昌黎为诗原本经传，仲长乐志呼吸精和”，2016年11月拍得40.25万元，是其作品迄今为止的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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