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际贸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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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国际贸易形式

汉代国际贸易尚处于萌芽阶段，无论从贸易量还是贸易形式来说都远远不够。按马持盈先生的说法：“当时无所谓经常的国际贸易，有之，只是一种极稀微的断断续续的对外关系而已。”但其作为古代中国国际贸易的先驱必须值得肯定与研究。从形式上看，大体分为朝贡贸易、边关互市以及转运贸易三种方式。

（一）朝贡贸易

前文所述，朝贡思想和国家干预思想作为汉代经贸思想的主线，自然由国家主导的朝贡贸易成为了汉代国际贸易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西汉时期，朝贡贸易主要是朝贡思想之下的官方默许的一种贸易形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因其处于朝贡外衣的掩护之下，且适应了西汉巩固边防、守卫边疆全方位外交的需要，这种萌芽形态的朝贡贸易遂成为西汉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明确指出：“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外国’朝贡’以及朝廷相应的’回赐’，显然是一种官方贸易。”首先，从贸易货物类型来看，汉代朝贡贸易主要进口外国特产和奢侈用品，而出口产品也大致如此，主要面向宫廷贵族，服务上层社会。虽然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军事需要，但它打破了以往地域隔绝的状态，为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朝贡贸易由西域输入中国的主要为地区特产，包括康居、奄蔡的毛皮、月氏的毛毯、大宛的苜蓿、葡萄、胡麻、良马等。据余太山先生考证以上诸政权都为塞种人所建。其他诸如石榴、胡豆、胡蒜等，还有一些专供宫室享用的奢侈品、珍禽异兽，譬如珍珠、琥珀、珊瑚、琉璃、海西布，犀牛、狮子、大象等。其中进口大宗当属大宛、乌孙的马匹，汉武帝好马，称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文化方面有音乐、舞蹈、魔术与杂技等”。当然，西汉先进的经济技术、商品及其以之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也通过朝贡贸易源源不断的向西方传播，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回赐”。《史记》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汉武帝示“外国客”


以汉之富厚，目的当然为粉饰太平，播威德于四海。再如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来朝，汉廷一次就给予赏赐“绮绣杂缯奇珍凡数千万”。所以这种朝贡关系对西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至“殊方异物，四面而致”。这些外国客通过各类“赏赐”，将西汉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冶铁技术带回了西方。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铸铁技术已传入大宛，然后传入安息。传入安息后，被利用来锻造成罗马史家极为称道的“木鹿武器”。到公元 1 世纪，中国铁器流入罗马，普林尼赞叹说：“塞里丝送来的铁最优秀”。中国商品及生产技术的西被，丰富了西域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尤其是铁及冶铁技术的西传促进了这些地区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进步。

(二）边关互市

关市是西汉对外贸易的载体，是对外贸易由运输状态转化为交换状态的场所，是西汉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汉代国家经营的重点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其主要经贸对象自然也是居住在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所以关市主要集中在这里。南方虽然也有关市设立，但其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北部、西北部地区。西南地区“关市”的开放始于汉武帝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武帝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夷”后“除边关，关益斥”。武帝通西南夷后，汉才对西南地区开放“关市”，在此之前，西南地区的“关市”大约是关闭的。同样，对南粤的“关市”也存在这种情况。汉与南粤的“关市”早在高祖刘邦时期即已开放，但在吕后执政时期被关闭。文帝即位后，汉对南粤采取和睦发展战略，双方的经济往来有所恢复。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南粤太后“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己岁一朝，除关边。于是天子许之”。至此时，南粤复与中原政权恢复了正常的经贸往来。西汉关市开创了用经济纽带维系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甚至国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以往单纯“贡”、“赐”的简单方式的束缚，使民族间的经贸交流成为普通百姓也能参与的事情。

（三）转运贸易

转贩贸易是与朝贡贸易紧密相连的一种更具贸易形态的贸易形式。其以商人为载体，为东西物质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试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凡和异国异族接境之处，商务无不兴盛（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


蜀、上谷至辽东等），便可知道。汉朝尚绝未知西域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远至此地，商人的辗转贩运，其能力亦可惊异了。在众多商品中，丝绸贸易应是最受人瞩目的部分。莫东寅先生说过：“中国名产之绢，早为欧西社会所喜，古来经索格德那（Sogodiana）、安息（Parthia）之商人输往西方，商人之获巨利与希腊罗马士女之珍爱绢缯，历史上著名事也。遂因绢而呼其产地，名其产出者焉。Sin Sinai 系统之字，胚胎于秦政统一六国后之帝国名，后百余年随汉武帝刘彻之远征，乃传诸边远之地，其名称其源，仅能溯至纪元前二二一年，而绢贸易之存在，则可溯之远古，兹所推测，并非过当也。”在丝绸贸易中，大宛、安息、大月氏等中亚国家在贸易中担任了陆路贸易中间商的作用，而中西海路贸易的中间商主要是印度，最终丝绸产品流向了当时西方世界最为富裕的罗马帝国。由于罗马人过度的追求丝绸服饰，致使罗马帝国一度陷入深度的经济危机之中。这种洲际间的贸易以致于影响到了罗马帝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罗马元老院曾多次发布禁止穿戴丝绸的禁令。禁令有数据表明罗马几乎每年要支付 3500 万至 1 亿赛司透斯进口中国的丝绸，相当于一战前的 200 万－500 万美金。“帝国的黄金储备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全盛时期，曾达 100亿金马克，约合 17.91 万公斤。非常巧合的是，这个数字和公元 23 年王莽死时汉朝库藏黄金七十匮（70 万斤），折合 17.92 万公斤几无两样”。以致于不少西方史学家认为古罗马资金外流是进口中国丝绸引起的，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道理，但西汉与西方的丝绸贸易是一种多重环节相辅运行的辗转贸易，在这种贸易中最大的收益方不在贸易两端而为居间者，表明了转运贸易在国际大宗贸易中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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